有一位「飛奔的馬達」，在B站長久關注視頻之後，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凡是關於宏觀層面的視頻，比如國內的產業升級和國際關係等，彈幕普遍都是極其樂觀向上的。基本上就是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然後只要持有這種觀點的主講人也能獲得很高的贊。而到了中微觀層面的視頻，比如房價或者年輕人生育等等，彈幕普遍又悲觀得不行。基本上不是徹底放棄躺平就是宣洩不滿。然後任何還試圖勸大家樂觀一點，現實沒那麼可怕的主講人都會被噴。
如果假設視頻一家的受眾是固定的，即青年群體，那麼我們會看出這麼一個奇特的現象：他們在對於國家前途無限樂觀的同時，對於自己的前途卻極其悲觀。然而很明顯，這兩者是根本矛盾的。
為什麼網絡時代的中國年輕人如此「精分」？他無法解釋，只是說，這或許就是「屬於我們的狄更斯時代吧」——「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很多時候，同時持有這樂觀和悲觀兩極看法的，的確是同一撥人。像這樣看似矛盾的現象，普遍存在於我們身周圍，也並不僅僅只是在B站上如此。
怎麼解釋這樣的心態？有人覺得這只不過是「沾沾自喜的奴隸」，也有人懷疑這是「信息割裂」，宏大敘事選擇性報導了更多樂觀願景，而微觀個人生活則是切身感受到的，卻被壓抑了，「對宏大敘事不滿能發出來嗎？可不就只能吐槽下私人生活？」但這就意味著「宏觀樂觀是假樂觀，對自身悲觀才是真悲觀」，然而很多人確實兩者都是真的，至少他們自己是這麼看的。
然而這「精分」嗎？在一些人看來，這並不精分，完全合理：國家未來可期，有長遠穩定的增量，但我自身的處境卻是當下的、實時的，遠水解不了近渴；更何況，總體有增量是不假，但要落到每個人頭上，卻還有個分配的問題，如果不是相當級別的既得利益者，身為草民又能分到多少？
這樣的想法確實也頗具代表性，也對應於年輕一代近年來一種很常見的情緒：國家是好的，自己所受到的壓榨和剝削是資本家的事。
甚至這並不僅僅是資本的問題，也折射出人們對階層固化的焦慮、對不平等的敏感。因為照這個邏輯來看，總體上是沒問題的，問題出在分配機制不合理上。
事實上，這幾年流行的宮鬥劇、內捲化都透露出這樣的心態：無數人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下競爭有限的資源，此時人們最直接的對手就是同儕，而特別寄望於那個高踞在頂端的權威是公正、公平的，只要努力了，就理應獲得自己應得的。
這種心態並不像看上去那麼奇怪，甚至也並不新鮮，古往今來都有人「反貪官不反皇帝」——全局上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執行出了問題，因而人們常常哀嘆「要是君王/皇帝/元首知道就好了」。
即便是在自由主義的故鄉英國，工黨在拋棄土地國有化這樣激進的綱領之前，也從未獲得社會主流的認可，因為人們尋求的並不是推倒重來。Michael King觀察指出：「不管人們的背景怎麼樣，他們很少希望『打碎』資本主義制度：多數人僅僅希望那一制度能夠對他們的各種需求更加敏感。」
至於在中國，這樣的傳統基底就更為深厚了。張愛玲曾說過，中國歷史上的反叛往往是以「清君側」的名義發動的，認為自己所受的苦難只是因為那個唯一的權威受蒙蔽所致，「梁山泊也只反抗貪官汙吏，雖然打家劫舍，甚至於攻城略地，也還是『忠心報答趙官家』。」
在近現代的中國史上，像這樣的「忠誠反對」是屢見不鮮的，人們即便對自身的處境有怨言和不滿，但真誠地相信總體上是好的，只不過缺乏訓練和不守紀律的基層幹部出了「偏差」，「和尚把好好的經念歪了」。既然如此，那就越發需要權威的介入來「糾偏」。
這樣，問題往往就變成：如何才能讓自己的聲音被上面聽到，使它免於受蒙蔽？也正因此，在中國傳統中，無論對「清官」還是所謂「微服私訪」的傳說，都有著執著的迷戀，人們似乎沒有想過，這種「下情難以上達」的機制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在我看來，只有將這看似矛盾的兩方面結合起來，才更能體會到當下中國人心態的複雜性，那是深入靈魂深處的掙扎。
可以說，中國人有兩個自我，一個是「作為國族一分子的自我」，當國族強盛時，自己也與有榮焉，為之振奮；另一個則是「作為私人個體的自我」，和宏大敘事無關，只是自己的現實處境。後者越弱，越渴望融入前者，以此擺脫卑微痛苦的個人現實，「我不要成為我，我要成為我們」。
黃俊傑在《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一書中就敏銳地意識到，錢穆史學特重「人」的因素，「但是，他所謂的『人』是指作為社會群體之一分子的『人』，而不是現代意義下的、原子論（atomism）意義下的孤零零的『人』。」正是因為中國狂飆突進的現代化進程拆散了傳統的社會紐帶，才使個體獲得了自由，但也因此將他們拋入一個「人人各自為戰」的現代鬥獸場，任由他們獨自面對孤獨與困苦。
在這一點上，正折射出中國社會轉型的陣痛：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個體正在從原先的社會網絡中脫嵌出來，但卻發現必須獨自面對難以名狀的龐大力量，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巨大的無力感。這催生出兩種看似相反的渴求：既激烈捍衛個體權利，同時又在虛弱無助的時刻，想要加入一個強大的存在。
沒必要因此去指責人們「精分」、「對自身不自信」，畢竟這是人之常情。沒有切身經歷的人，很難體會到原子化的個體在面對現代化的洪流時那種驚心動魄的複雜感受：如果說傳統既保護了人又壓抑了人，那麼現在則既賦予你自由，卻也喪失了現成的依靠。此時，孤獨和無助是在所難免的。
事實上，幾乎每個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都經歷了這樣的階段。只不過，英美的道路是在確保個體自由的同時，逐漸完善社會制度，保障其權益和福利，支撐他面對不可知的風險；而另一些國家則走了一段彎路：虛弱的個體被重新整合進巨大的集體（無論是「種族」還是「民族」）之中，個體被要求為大集體的存續而活著。
這兩種未來，在當下似乎都有可能：哪怕是卑微的工薪族，一旦採用國家敘事，似乎首富馬老闆也立刻變成了不值一提的螻蟻，這樣危險的力量感一旦泛濫就很容易越過邊界；但另一面，中國人對自身的權利意識也確實從未像這一代年輕人這樣強烈，很難設想他們會像五四那一代知識分子那樣，完全犧牲自我地「舍小家顧大家」。
恰恰相反，現在倒是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所謂「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其實就是「通過成為集體一員來為個體謀利」，換言之，「成為我們」是手段，「成為我」才是目的。儘管這遭到了普遍的道德聲討，但我相信，擁有更明確自我權益的新人，將會使幾千年來難以啟齒的「私利」正當化，最終真正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解放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