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杜蘭村，你所看見的職業都與城市的運轉緊密相關——快遞裝卸工、外賣員、保潔員、手機配件售貨員、機場地勤、搬家工人，他們沒有選擇，大多需要密集接觸流動人群，為城市的各個角落送上外賣和快遞，搭載乘客前往各種目的地，他們為城市的流動做出了貢獻，如今卻要承受流動的代價。工作總不長久，很多人會一天趕兩份工，甚至更多。
撰文丨荊欣雨 編輯丨糖槭 出品丨騰訊新聞穀雨工作室
你只能像個機器一樣不停地幹活
順義的西杜蘭村不大，如果你試圖步行的話，那么半個小時就可以走完一圈。在那些磚色或水泥色的房子裡，住著4600多名居民，其中絕大部分是外來打工者。每天早晨6點，他們陸續地走出村子。外賣員白曉光是其中的一員，他不吃早飯就開始接第一單，晚上則工作到接不到單為止，通常是22點多，甚至是23點。他的一個室友在物流園上夜班，他們幾乎碰不到面——早上他上工，室友下班歸來，晚上他收工時，室友已離開了。
最近半年，這兩種職業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上了新聞：出現在北京市疾控中心公布的確診病例行程軌跡中。2020年6月的那場從新發地擴散開來的疫情中，一名外賣員確診，流調顯示他每日7時至21時工作，每天平均接50單左右，下班騎電動車接妻子回家。12月底順義的疫情中，一位王姓患者在12號到19號期間，白天在貿易公司工作，晚上到順豐大件中轉場兼職開叉車。12月20日的上午10點，他陪出院不久的妻子去醫院複診，當天晚上，他再次前往中轉場兼職。21號，妻子也加入了兼職，從晚上22時工作到凌晨2時。短短數行的公告中透露著難以喘息的疲憊。
2021年1月3日下午，北京順義區一採樣點，居民正排隊參與核酸檢測 ©視覺中國
在西杜蘭村，這只是再平常不過的、當下的生活。12月26日凌晨三點，村子封了——前一天的核酸檢測中，西杜蘭村有4人結果呈陽性，包括那對在順豐上夜班的夫妻——白曉光和室友難得地陷入無所事事之中。同樣情況的還有屋裡的其他10位工友，他們共同租住在一間120平米的出租屋內。白曉光睡的那張1.5米的床一面頂著牆，兩面被緊挨著的屏風包圍，一面抵著張桌子，上面擺著插排和熱水壺。房間昏暗，屬於他的私人物品不過是些隨身衣物和一床被子。
由於工作換得勤，他基本上每隔一年就要換到離工作地更近的住所。他的室友們也是這樣來來走走，西杜蘭村的另一個打工者說，「有些人剛臉熟就走了，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疫情讓生活變得更不牢靠了——因為封村，白曉光和室友們有時間聊一聊，一交流，發現2020年都沒掙什麼錢。復工就比往年晚，「怕出去之後危險，也給國家添麻煩」，回到北京，隔離，找新的工作，「可能人家不招人，或者沒復工，就在這個地兒工作兩天，那個地兒工作兩天。」每個工作都需要重新適應，「換工作也不好換，臨時工通常還要核酸檢測等等證明，反正今年就比較費勁。」年底剛安定下來，大家都攢了一股勁好好幹，結了房租回家看孩子，病毒席捲重來，又是隔離，無法復工。
封村後的西杜蘭村
在西杜蘭村，你所看見的職業都與城市的運轉地緊密相關——快遞裝卸工、賣煎餅果子的小販、保潔員、手機配件售貨員、機場勤、搬家工人，他們沒有選擇，大多需要密集接觸流動人群，他們為城市的流動做出了貢獻，如今卻要承受流動的代價。工作總不長久，很多人會一天趕兩份工，甚至更多。那位趕兩份工的王姓患者不會讓西杜蘭村感到稀奇。
在知乎上，曾有很多人提問，自己背負了債務或即將交不起下學期的學費，該不該去中轉場上夜班？底下的回覆全都是「不要」，「這個不是你有心理準備就能承受得了的。」這是一份被稱為需要「幹一天休三天」的工作，但那位王姓患者曾經連續工作了10天。
快遞行業白天的工作是收件和派件，每天下午5、6點鐘，貨車從營業部出發，抵達中轉場時通常是晚上6、7點鐘，甚至更晚。第二天早晨6點之前，貨車要重新出發，前往下一站。發生在這中間的就是那些夜班打工者的工作：掃描、分揀、裝卸。那裡白天一片寂靜，晚上燈火通明，傳送帶巨大的轟鳴聲，組長或隊長吼員工的聲音，還有貨車倒車的聲音，構成了中轉場的喧鬧。夏天，氣溫達到30度以上，通風機聊勝於無，喝的水都變成了汗，難聞的味道飄散在空氣中。冬天，曾兼職過一天的小紅記得中轉場空曠、漏風，「非常冷，要穿著羽絨服幹活。」
無論具體從事哪種工作，本質上都是重複，你只能像個機器一樣不停地幹活。王姓患者的叉車工作技術含量更高，每小時時薪會高8-10元。白曉光室友所從事的裝卸則是純粹的體力活：人被困在幾平方米的貨車裡，把傳送帶送來的物品儘量節約空間地擺好。（在大件中轉場，30公斤以上的快遞很常見）如果想偷會兒懶上個廁所，回來後快遞會堆得像小山一樣，甚至迫使傳送帶停止運轉，隊長開始大聲地責罵。這裡的人來來去去輪換不停。冬哥是北京一家快遞公司中轉場的外包勞務公司的帶班隊長，即便脾氣不好，他也牢記不要輕易對熟臉說重話這條準則，「儘量能留住就留住吧。」而在成都中轉場做過管理的張強記得，「一批兼職的工人，今天看到了，明天也看到了，後天來的全是生面孔。」
午夜時分會有一頓飯，10分鐘吃完，回來繼續幹活。後半夜是最難熬的，黑夜仿佛永遠不會結束，手被麻袋或箱子邊緣劃破了，肩膀酸疼，腰像要斷了一樣，大腿失去知覺，人的意志會被摧垮。張強記得，清晨放工時，工人們臉上的表情像剛放學的小學生。中介拿走約30%後，累到精疲力盡的一夜值兩百多塊錢。
第二天，他還是照常出工了
對順義的很多打工者來說，為了更多收入，在本來的工作之外再從事一份兼職並不稀奇。白曉光曾同時做兩個公司的保安——第一份從早8到晚8，正式員工，下班後留一個小時吃飯換衣，晚9點到12點在另一棟大廈做兼職保安。兩份工作加一起每個月能賺七八千，自己留1000出頭，剩下的都打給在河北衡水的妻子。
同樣住在西杜蘭村的鄭夏鵬本來有一份算得上穩定的工作，在建築外裝公司從事營銷，工資可以達到一萬塊錢左右。4月份，建築行業行情不好，大量尾款收不回來，公司要求員工每月到崗7天，發放半薪。為了補貼家用，他找了一份口罩工廠的兼職，每天160元。
他今年30歲，長著一張樸實的臉，和妻子租住一間15平米左右的開間，房租每月1000。口罩廠早上6點半上班，公交車還沒運行，他就4點半起床，5點出發，步行一個小時去上班。走在天剛微微亮的馬路上，他的身後不停有大貨車駛過，他錄了條視頻，對自己說，「早起的鳥兒有蟲吃，美好的一天從加油開始！」
鄭夏鵬去口罩工廠打工的路上
第一天，他負責剪掉口罩的毛邊，兩個小時後，用剪刀的右手已然發紅髮脹，有其他工友手上起了兩個大泡。中午吃飯時，他用疼痛的手拿起手機，總感覺手機好像歪掉了。下午2點半收工，他剪了1310隻口罩，沒有達到績效要求，有些熟練的工人能剪4000多隻。監工警告他，他剪壞了不少口罩，如果上報，他還要賠一筆不少的錢。第二天，他被分配去給口罩貼logo和裝箱。同樣是不斷重複的工作。他和小組的其他人一天裝了200多箱，最後被告知每個人要分別計件。當天晚上，他在微信群裡被通知開除了，工廠給他結了320元工資。
他又去面試京東的酒類分揀工作，計件算錢，一件8分5，如果打碎了酒水，還要賠償，他想了想，沒有去。短暫的兼職生活讓他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目標，那就是未來絕不能靠體力工作過活。6月，公司全面復工，但至今沒有發過工資。
他是個對生活充滿樂觀精神的小夥子，在電話裡用輕鬆的語氣談論著「7個月沒有工資」這件事，他妻子所在的留學公司同樣生意慘澹，也已經兩個月沒有發工資了。北京的房價高不可攀，他們去年在天津貸款買了房子，這是給未來的孩子做打算，「儘量把孩子的起點稍微往高提一提。」房貸每月一萬左右，今年主要靠借錢還，「我們當時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讀過大學，對未來的生活充滿野心，畢業後只管家裡要過2000塊錢，以前他是建築技術工人，但他認為技工的上限很低，做營銷儘管當下的收入少些，但可以經常跟大公司的人打交道，可以學到更多知識，他相信這些東西在未來會派上用場——儘管現在他還說不清到底有什麼用。
白曉光
僅讀過高中的白曉光選擇就沒那麼多了。10月，晚班的那份保安工作不再招聘兼職人員，他索性把第一份也辭了。看到有工友一個月能賺9000塊錢，他也把目標定在這個數。聽人說送外賣賺得多，就幹起了外賣，每天早上6點出門，不吃早飯直接開始送，送到晚上接不到單為止。11月，有個小區突然不讓電瓶車進了，那天他有15份左右的訂單要送，無奈之下，他只能拎著外賣跑步送，「送完之後手腳都酸了，動不了了。就想著以後再也不送了，對，就感覺絕對不能送外賣了，太累了。」但是第二天，他還是照常出工了。
迄今為止，送外賣的兩個月收入並沒有達到他的期望。來北京8年了，他做過餐廳服務員、大堂經理、交通協管員、熱軋廠計件工，9000塊錢看起來還是那麼得遙遠。他最近聽別人說，有個工作叫古建築裝修，就是在公園裡給仿古建築貼貼磚瓦，收入可以達到9000塊，他想著解封後或許可以試試。我是在一個短視頻應用上找到他的，封村期間，身邊的朋友告訴他，拍短視頻轉化率高的話，可以有些收入，他就註冊了帳號偶爾拍拍，「也沒什麼錢，一毛兩毛的。」
打工者李志博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幸運的。他是搬家的臨時工，主要業務是為要移民國外的人們打包家具，報酬也相對多些，8小時可以賺300元，加班每小時40元，一個月能有八九千。今年，這樣的活很少了，他只能接一些辦公室的搬遷工作，一個月只有7000左右。但為這群人搬家最大的福利是，僱主會在幹完活後給他們點一份還不錯的外賣，他記得最好的一次，有紅燒肉吃。
他給村口的一位保安送去了兩箱泡麵
截止到今天，順義區已有6個村莊被市疾控中心評估為中風險地區。在短視頻軟體上搜索這些村莊的名字，能看到不少打工者們拍下自己幾平米見方、背景通常很雜亂的屋子，有位東馬各莊的男人喜歡躺在床上對著鏡頭來一段，他寫，「今年白幹了一年，還好人活著，掙不掙錢就不說了。」一位東海洪村的女士拍下了核酸檢測的現場，她說自己想家了，「今年太難了，讓人掙點錢買饃饃吃吧。」在西杜蘭村將近500人的生活物資團購群裡，人們會在買菜間隙感嘆兩句，「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下面有人回復，「難兄難弟我們都會更好的，我們經歷了一樣的，加油。」
人們一再放低對生活的期待，「現在這個年頭你看看幹什麼也不容易，穩噹噹的、平平安安的就不錯，沒有需求那麼多」，李志博說。鄭夏鵬一直想要個孩子，今年的種種狀況讓他退卻了，父母上年紀了，工資發不出，房貸還不上，7月份妻子還住院切除了卵巢裡的畸胎瘤，由於疫情，醫院不允許陪床，他只能讓妻子獨自去醫院。
他們用視頻記錄下了入院前夜的分別，妻子把衛生紙、水杯和換洗的衣服裝進黑色的背包，鄭夏鵬對著鏡頭，有些不安，「醫生既然不允許陪床，那說明手術的風險一定很小。」他問妻子，害怕嗎，妻子搖搖頭，用玩笑化解緊張的情緒，「要那老爺們沒啥用哈哈哈」那段時間，他最深刻的感受是，「在這個城市裡面能相互扶持走下去的也就是我們倆了。」
「一個人去一個人回來，什麼心情？」
十一假期，他回老家張家口幫父母收割玉米，家裡二十多畝地，大部分用機器收，有七八畝散地要靠人工掰。前些天，父親打來電話，說今年玉米的價格不錯，九毛多出手了，賣了三萬多，問他，要給他打點錢嗎？儘管已經7個月沒有收到工資，他還是拒絕了。
被困在家中的當下，他們的願望更簡單了：填飽肚子。鄭夏鵬和妻子在村裡超市關閉前囤了些洋蔥、冬瓜、紅薯、白菜，「沒有肉嗎？」我問，「我倆對肉還好，不太喜歡」，他回答。白曉光的室友在超市買了三箱泡麵，這構成了他們隔離期的夥食，要精打細算著來，「如果一天只吃一頓就煮三袋，吃兩頓就每頓兩袋。」他家的暖氣溫度在十度左右，電褥子耗電大，他很少捨得開。
12月31號晚上，李志博決定，跨年得吃點好的，他團購了點豬肉，跟土豆一起燉了，又炒了個雞蛋，整了一兩老村長，「不喝醉」。吃過飯，他在視頻網站上隨便找了個晚會看，又給妻子打了個視頻，打著打著累了，就睡下了。鄭夏鵬囤的糧食快吃完了，家裡的溫度計顯示16.3度，他和妻子都穿著羽絨服。年末最後一天的中午，兩人煮了清湯麵條吃，沒有蔬菜和雞蛋。晚上，他們用一鍋紅薯粥迎接了新年。
在困境中，他們仍能體諒他人。58同城上一位南法信鎮的打工者拒絕了我們進一步訪談的邀約，但他在回覆中寫道，「我們的檢測結果是陰性的還好，是陽性或者是密切接觸者的，也是一種無辜。」鄭夏鵬訂了5斤香蕉，3斤橘子，香蕉送來的時候都黑了，他強調，「工作人員挺辛苦的，可能就是貨積壓得太多了。」
李志博希望我們可以幫他打聽下，如何才能給幫他們看守村莊的保安們捐點錢，「我們在屋裡還有暖氣呢，舒服的時候人家還在外面為我們執勤。咱們在外面打工嘛，本來就不容易，我感覺他們（也）挺辛苦的。有什麼電話嗎？還是直接用現金捐，或者買點物資。」第二天，他給村口的一位保安送去了兩箱泡麵。
不管怎麼說，新的一年總算是來臨了。1號一大早，西杜蘭村給每家每戶發了水餃和湯圓，「總算有肉吃了」，鄭夏鵬感慨，他煮了兩袋豬肉薺菜的餃子，感覺像過農曆年了一樣，「這個餃子吃的比任何時候都有感覺。」3號，村裡又給每人下發了300元代金券，解封後可以去指定地點領取現金。以前每年元旦，鄭夏鵬和妻子都會去雍和宮祈福，今年他們只能待在家裡，妻子的新年願望是公司拖欠的工資可以儘快發下來，他希望新年多賺點，生活穩定下來了，就要個孩子。
鄭夏鵬和妻子在吃村裡發的餃子
8歲的兒子是李志博的精神寄託。以前打電話，兒子總是吵著問，爸爸什麼時候回來？慢慢地，提問變成了，爸爸幹完活了嗎？「感覺孩子就長大了，」他說。他講起2018年的暑假，妻子帶著兒子來北京看他，他們去海洋館看了海豚表演，兒子興奮地跟海豚拍了很多照片。那天晚上他們沒回西杜蘭村，而是在附近找個200塊錢的旅館住下了。第二天，他們去頤和園划船，兒子又快樂地玩起了水，這些構成了他在北京擁有的閃亮記憶。
李志博的新年願望是希望老婆和孩子平平安安的，（世界）不要再鬧新冠病毒了。白曉光通過短視頻發布了年終總結：「今年也比較悲催，除了疫情，就是疫情，天天的也沒有個正經的工作。其實我在想明年不在北京了，在老家要麼找份工作，要麼自個呢折騰點啥。」隨即他又想到，老家的薪資並不高，做小本生意客流量又不行，「比較頭疼」。最後，他鼓勵自己，「明年疫情一過，加油吧！」
1月1日下午，市政府新聞辦召開疫情防控發布會，呼籲順義居民非必要不出順義，在順義過年，看到這條消息，鄭夏鵬仍帶著特有的幽默，表示想送給自己一首《涼涼》。而李志博則充滿感傷，他清楚，如果真回家了，搞不好還要去酒店隔離，大幾千塊錢又沒了，他願意響應政府的號召，只是「我心裡酸酸的，不知道怎麼給老婆孩子說」。
◦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封面圖來自視覺中國。邢逸帆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