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浦江往事：百年上海紅色印記」登上播客App「小宇宙」的首頁。
該App每天會推薦三個節目，被推薦的節目會登上首頁。
該節目由小宇宙App與著名播客製作公司Justpod聯合推出，並由「上海市楊浦區宣傳部、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提供指導，且是2021年上海市「這個好網民禮讚建黨百年」系列活動項目之一。
Justpod，是簡體中文播客圈無人不知的頭部創作者，旗下的忽左忽右、去現場等節目不僅內容上乘、質量過硬，而且敢錄敢播，深受廣大聽友的喜愛，也因此成為了「海派播客」的翹楚。
即便如此，這家公司也未能逃過參加黨建活動的命運。
中文播客的聽眾對這些Justpod的節目一定不陌生。
更為遺憾的是，Justpod的這檔節目只不過「播客收編運動」的冰山一角：早在3月31日，新華社客戶端就推出《周科：我是怎麼拍到「春運母親」的？》，標誌著「新知播客」的誕生。
根據簡介，「新知播客」是「新華社客戶端新知平臺重點打造的創新型音頻產品」，而Justpod的這檔節目也掛靠在「新知平臺」之下。
某期節目的內容梗概。
為了商業化必須做大，為了做大必須向主旋律靠攏，這是一切網際網路產品情理之中的結局。不過，當播客也走進這條老路時，我們卻不得不以是為恨。
畢竟，播客及其前身——海盜電臺和微型電臺，都與「自由」脫不開干係。
海盜電臺
無線電被發明後，各國政府都對其進行了嚴格的管控，在國家領土內建設基站也因此成為了違法行為。於是，為了避開法律限制，一些民眾選擇在公海的船隻上發射信號、播放節目，通過這種方式架設的電臺被稱為「海盜電臺」。
電影《海盜電臺》的背景就與「海盜電臺」有關。
1958年12月14日，丹麥小夥Nils-Eric Svensson將船開到祖國和瑞典之間的公海上，通過發射短波使得自己的節目覆蓋丹麥大部分地區。這就是世界上第一個海盜電臺Skånes Radio。
Skånes Radio的海報，上面有播放時間和其他信息。
Skånes Radio的成功引來了眾人的效仿。1960年，荷蘭的Radio Veronica開始在海岸線附近的燈塔船上廣播，並一舉成為荷蘭最受歡迎的電臺。
Work from boat畢竟還是太過漂泊，建個人工島豈不是一勞永逸？1963年，Noordzee廣播電視公司成立，並於次年在愛爾蘭的科克港建設了一個名為REM的人工島，在島上發射1400 kHz的廣播。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這種位於公海、不受監管、內容以流行音樂和廣告為主的「海盜電臺」多達11個。
起初，由於缺乏法律依據，監管部門對其無可奈何。後來，各國政府通過立法，對「海盜電臺」進行了一系列的管控，壓縮了它們的生活空間。
比如，在1964年，荷蘭政府通過宣稱REM人工島的領土主權，佔領了Noordzee廣播電視公司，並結束了其運營；
1967年，英國頒布了《海軍陸戰隊（廣播）（犯罪）法》，宣布無牌海上廣播電臺播放節目為非法，其他歐洲國家也相繼推動了類似的立法，杜絕了領海內「海盜廣播的產生」；
198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其中規定「所有國家應進行合作，以制止從公海從事未經許可的廣播，對於從事未經許可的廣播的任何人或船舶，收到這種廣播或無線電通信受到幹擾的任何國家等，均可對其進行逮捕和扣押，並可在法院起訴。」
於是，「海盜電臺」在利維坦的圍攻下逐漸銷聲匿跡。
微型電臺
海戰遭遇滑鐵盧，主播們只能打遊擊——即微型電臺。
微型電臺始於歐美，興於日本。在日本的無線電法律體系下，國民可以不經許可地架設「弱廣播電臺」，即「與無線設備的距離三米內時，電場強度小於每米500微伏」的電臺。
按照日本總務省的說法，如果距無線電設備3米的電場強度（無線電波強度）低於上圖所示的水平，則無需獲得無線電臺的許可證。
1979年2月，八王子市的兩名大學生製造了輸出功率為20W的大功率發射器，創建了「FM西東京」和「JONT-FM」，主要放送流行歌曲。然而，由於功率過高等原因，電臺被警方關停，兩名大學生也被逮捕。
同年7月25日，雜誌POPEYE發表題為《輕鬆架構100m廣播電臺》的文章；
次年，大阪藝術大學的學生以「微型電臺放送圈（ミニコミFM放送サークル）」的名義開始活動；
在1982年到1984年間，評論家粉川哲夫開始倡導「自由廣播運動」，並出版《全國微型電臺地圖（ミニFM全國マップ）》一書，記錄了128個微型電臺。
不過，微型電臺傳播範圍過小，加之其生活在法律的夾縫之中，稍有不慎就會自身難保。
日本當局對「違法電臺」的查禁從未停歇。
由於架設「違法電臺」而被逮捕的案例更是屢見不鮮。
因此，不少微型電臺都選擇轉為網際網路廣播，也就是播客。
播客
貝爾託·布萊希特等人曾將實現「真正代表民主的媒體」這一夢想寄託於廣播技術上，然而，作為強大的聲音媒介，廣播的控制權一直被各國政府牢牢把握在手中，而這種被控制的廣播技術是不可能改變社會現有體制的。
因此，布萊希特提出，民主社會需要有超越普通民眾水平、進行「地下遊擊戰」式報導的媒體——「自由廣播(Free Radio)」。
「海盜電臺」無疑是「自由廣播」的最好詮釋，微型電臺接過了「海盜電臺」的棒，播客繼承了微型電臺的衣缽……可是在簡體中文網際網路上，廣播還在，自由卻難以尋覓。
一開始也是有的。中國第一個播客是2004年的糖蒜廣播，緊接著是2005年的反波。後者關注普通人生活，以新聞濃縮為素材，常常針砭時弊，還榮獲「德國之聲全球最佳播客」金獎。
可惜的是，反波這種「刺耳」的播客越來越少了，「浦江往事：百年上海紅色印記」這種播客卻出現了。這背後到底有怎樣的原因呢？
首先是監管問題。國外的獨立播客之所以獨立，正是因為它們託管在自設的伺服器上，因此不需接受內容監管和審查。
在國內，中文播客一般選擇託管在喜馬拉雅、荔枝、蜻蜓FM等平臺上，這些平臺的審核標準飄忽不定，稍有言論不慎，節目就會被全數下架。
比如博主和兩位朋友合辦的播客節目「擦邊球協會」，只要更新，就被下架。
即便是託管在自設伺服器上的「獨立播客」也必須戴著鐐銬跳舞：不管怎麼說，你人還在國內呢。
其次還有商業化的問題。如果你的播客立場與主流相悖，哪有廣告商膽敢冒著被抵制的風險與你合作？沒有廣告就沒有收入，沒有收入就沒有新節目。
最後是大環境的問題。如今的播客用戶——乃至絕大多數網民，或許根本不希望聽到「刺耳」的聲音。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批判的話語不可能有市場，「自由廣播」不可能自由，「播客收編運動」也必定如火如荼地開展下去。
疫情期間，某播客節目因討論敏感話題被下架，後上傳至Spotify平臺上，導致Spotify被牆，部分網民反應如上。
這些問題都難以得到解決。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一檔由上帝之鷹和地瓜熊老六主持的播客出現，烏合麒麟和吐槽鬼是嘉賓，主題是如何講好中國故事。
想想就令人感到窒息，是不是？但我們卻對此無能為力。畢竟在這片土地上，所有形式的媒體都經歷過這一切。
參考資料：
《傳媒學》橋元良明
《這就是「自由廣播」》粉川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