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標
如果說鄭州水災發生後，有人擔心它會被當作反面論據，推翻之前某些機構某些人對歐洲水災的報導和言論，那麼，現在理應有更多的擔心，鄭州水災將強化世界對大國寡民的不良觀感。這一導火索，就是鄭州群眾在街頭「活捉」外媒記者這件事。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德國之聲的記者在鄭州街頭做現場錄像，警惕的圍觀群眾將其認作BBC記者，以BBC記者汙名化鄭州水災為由，不讓該名德國記者離開，在短暫的阻滯過程中，有人攛掇說「揍他」。經外媒女助理解圍，現場事態沒有擴大。
據前調查記者石扉客的介紹，這位被阻攔的外媒記者中文名叫馬天思，在上海大學學的中文，應該是多家德媒的特約記者，自己錄自己剪，對中德文化經濟交流頗有貢獻。但他在鄭州的遭遇充分說明，再多貢獻也不是擋箭牌，「外媒」身份就是原罪。
這件事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相當大的震動，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這件事終結了外界將鄭州人視作水災受害者的想像，極少數鄭州市民展露了令人失望的保守態度。二是阻撓媒體記者具有象徵意義，如果災民不能成為探究受災真相的友軍，外界憑什麼關注它？
從現場視頻看，馬天思確實受到了震撼，被拉扯中表現出無力、無助和茫然的表情。這一刻勢必要成為他的「鄭州瞬間」，讓他重新評估對中國的態度，是不是顛覆他的三觀都很難講。但事件對馬天思個人的影響，遠不如這件事在中國場景下的折射的意義。
從輿論對此事的反響看，失望大過高興，憂慮多於解氣，退休學者孫立平斥責阻撓者為「蠢貨，你們蠢得令骨肉絕望」，還用了感嘆號加重語氣。興許有人不同意孫立平的憤慨，但可能同意這麼個判斷：以所謂正義感阻撓外媒記者，將產生國際國內兩方面的後果。
國際上暫且不說，這件事會被往哪個方向解讀，是可以預料的。只說國內影響，這件事會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轉折，讓關注鄭州水災的外界產生挫折感，人們會覺得關注被浪費、幫助被辜負。「再也不關心水災這事」，意味著外界主動削弱甚至屏蔽對河南水災的響應。
像孫立平那樣的憤懣，直截了當，為什麼會被更多人感同身受，讓更多人檢視自個與水災的距離，「我究竟幫了什麼樣的人啊」，此種自我叩問想必會在輿論場製造實際的效果。而這一連鎖反應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水災所喚起的公共生活使然。
水災，無論是作為一種公共生活，還是說它促成了公共生活的甦醒——不管此一公共生活是不是理想型、是不是實際上破碎的狀態——都可以說是成立的。鄭州市民對外媒記者的糾纏與排斥，讓我們觀察、討論水災這一公共議題提供了更多的細節。
一個總體的推斷是，圍繞鄭州水災公共議題的討論，所顯露的仍是一個破碎的公共生活。它的可能性受到遏制，令其不可能的那些因素相當強大，前者無法與之競爭。由此形成的局面是，公共議題遭扭曲，公共參與方式被踐踏，這樣的公共生活無法在公共領域煉成。
遠方的民眾之所以討論鄭州水災，是默認它與自己有關。在外界建立與水災的聯繫上，國族身份當然是一種聯繫。更多的，還是出於公共利益的關切，對城市水災中行政效能的期待，如果他們自己遇到災情會怎樣……水災的公共性是默認的前提。
但建立在水災公共屬性上的公共生活，並未輸出一致的共識。在其中間環節，左右公共生活質量的那些變量、條件，出現了異動，旁支斜出，令輸出端陷入空轉狀態，分裂或矛盾卻時有出現，反過來破壞公共生活的基礎，令其無法穩定，呈現支離破碎的樣貌。
與水災有關的信息擁擠在社交媒體，但與之相關的公共生活卻處於被爆拆的狀態。僅僅靠樸素情感建立的災難共同體，不僅聯繫膚淺，更無法長出長久可依靠的優勢。這時候的平民英雄，實際上是原子化的個人自救，對他們的歌頌反襯了某些貧瘠。
簇擁在鴻星爾克品牌周圍的野性消費者，儘管不能說他們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破壞力量，但他們的存在，確實讓後者陷入被動。在那種帶著強烈自毀及審查他人的情緒支配下，竭力維持公共生活的人面臨更艱難的言說處境，這是2008年以來歷次大災害中絕無僅有的。
從輿論場中的外媒形象這條線索，可以理解馬天思遭遇的憎惡。也可以反過來說，外宣內宣化的情勢下，外媒記者也被捲入中國輿論場的情緒洪流。馬天思只是在錯誤的時間，進入了他自認為正確的地點，然後被捲入一種持續衰退的公共生活。
除了調侃，在看待並理解鄭州群眾「活捉」外媒一事上，應確立恰當的標杆。除非你有著強大的狹隘，認為與己無關，否則你不能只從「外媒倉惶狼狽」的角度去認識，更應該對標公共生活的現狀——你會發現馬天思的遭遇，代表著你被損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