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樂九年七月初一，刑部七品小官曹潤給明成祖朱棣上了一奏章，建議對戲劇界亂象下旨嚴禁：
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挐送法司究治。
百姓或職業演員演雜劇，除了《大明律》許可的倡導正能量劇之外，涉嫌「褻瀆帝王聖賢」的內容，不但不能演，敢印賣、收藏、傳誦那些劇本的，都要拿送司法機關接受法律制裁。
換句通俗易懂的，就是：演藝界該管管了，不能什麼都唱什麼都演。
接到曹潤的奏章，朱棣第一時間批下榜文，準奏，而且給「拿送法司究治」具體化：
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違禁戲文詞曲，從榜文發出之日算起，五天之內，主動送官府燒毀，過後再發現還敢收藏的，「全家殺了」。
以上內容，來自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國初榜文》。
注意，這是「榜文」，但一經發布，也是法律。
按說，明朝的根本大法，當然是洪武七年開始頒布的《大明律》，它是在總結歷朝歷代的基礎上，經朱元璋審定而頒布的，擁有最高法律效力。
但朱元璋覺得，僅有《大明律》是不夠的，他是皇帝，皇帝的話就是法律，在「最高」之上，還得有「更高」。
於是，他發明了「榜文」，又制定了《大誥》。
榜文也稱「教民榜文」，內容主要是皇帝諭旨或經過皇帝批准的官府告示、法令以及案例等；《大誥》則是朱元璋親自擬定的刑律，在洪武十八年，即《大明律》頒行11年後發布，主要針對官員的玩忽職守、誹謗皇帝、結黨亂政、偷稅漏稅等，後世盛傳的朱元璋嚴刑反腐，主要就是在《大誥》指示下進行的，裡面特別強調了，官員貪汙腐敗，在洪武十八年後還不收手的，從重處以極刑。
極刑有多極？棄市，即公開斬首那算是輕的，動輒凌遲、族誅，而且，在恢復刖(yuè砍掉)足、斬趾、挖膝、閹割等古代酷刑的基礎上，增設斷手、剁指、挑筋等自主研發的創造性酷刑。
《大誥》中還有一條前無古人的律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文人士大夫敢不為皇帝所用，那是自絕於王化之外，把他殺了並抄家，一點也不過分。
非暴力不合作，隱居山林？
殺。
不參加科舉考試，當個私塾教師養活自己？
殺。
自己寫書寫劇本賴以餬口？
殺。
總之，知識不為皇權所用，就是死罪。
文藝方面，朱元璋更是多次表現出對戲曲歌舞等娛樂形式的刻骨仇恨。
朱元璋本人應該是很喜歡看戲的。據《元明清三代焚毀小說戲曲史料》延引清·梁清遠《雕丘雜錄》載：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或亦以教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朱元璋當皇帝後，第一批分封了十個兒子為親王。這些親王從封國到南京來朝見他時，他都會送一些戲曲劇本給他們。梁清遠認為，這是由老朱家的文化水平決定的，四書五經什麼的太難懂了，還是戲曲好，通俗易懂，而且政治權謀和人生道理戲裡都有。
但朱元璋也知道，戲曲是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教育自己的後代；用不好，也可能影響皇權的穩固。所以，老百姓唱戲看戲，不控制不行。
據清·李光地的《榕村語錄》載：
元時人多恆舞酣歌，不事生產。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管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
蒙元時期，因種種原因，雜劇興盛，這種風氣延續到明朝，朱元璋覺得，百姓耽於娛樂，會影響勞動生產，進而影響財政收入，於是，他在南京城的中心地帶建了一座高樓，派士兵輪流值守，聽到哪裡傳來歌舞酒樂之聲，立刻將作樂者抓來，倒掛在樓上，暴曬三天而死。
因為軍隊是皇權的保障，朱元璋怕耽於娛樂會讓軍隊戰鬥力下降，不利於打造血性雄風，所以，對軍中娛禁更嚴。同樣據《客座贅語》載，洪武二十二年三月，朱元璋就下「榜文」：
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作買賣的，發邊遠充軍。
駐京師官兵，學唱戲的，割舌；下棋的，砍手；踢球的，斷腿；做生意的，流放。
你沒看錯，「蹴圓」就是踢球。都知道現代足球能強身健體壯國威，但在朱元璋眼裡，那只是遊戲，會消解掉士氣，不行，得打斷腿。
書中還有具體案例：
府軍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真)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千戶約等於今天的正tuán級，千戶虞讓的兒子虞端違規吹(真)簫被發現，上唇連鼻尖割掉；比千戶更高級的龍江衛指揮，只因為跟下屬踢球，兩人都被斬斷右腳，全家發配雲南。
洪武三十年，全民限戲令寫進了新修訂的《大明律》裡：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不準演帝王戲(宮鬥劇當然更不準)，不準扮歷史上有名的忠臣烈士、先聖先賢，不管是官員還是百姓，縱容演這種戲的，跟演員同罪。可以演的，是神話題材，以及勸孝勸善主題的正能量戲。
注意，違反這些法律的，也只是「杖一百」。雖然杖一百也很可能把人打死，但比起梟首、凌遲等，還是溫和多了。
朱元璋的榜文和大誥，都是凌駕於《大明律》之上，真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但《大誥》實在太酷烈了，在朱元璋死後，實質上是被廢止了，但是，「榜文」的形式，卻被他兒子朱棣繼承了下來。
開篇所講的，永樂發年發布的這道限戲「榜文」就是。朱棣大概率覺得，他爹對唱禁戲「杖一百」的定刑還是太仁慈了，不行，得改，殺全家才有威懾力。
朱棣是搶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上臺的，以殺立威，比他老爹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一年，是西元1411年，朱棣在位已第九年，距離大明開國已43年了。查《明史·成帝紀》，這一年的大事，除了鄭和從西洋回來，就是：「浙江、湖廣、湖南、順天、揚州水，河南、陝西疫，遣使振之。」
越是天災頻發，越要防民之口，朱棣們深諳此道。此「榜文」一出，不知有多少家庭因為藏有違禁戲文而被誅滅。反正，人頭滾滾，那是必須的。
朱棣之後，據說以「榜文」代替法律的形式也被廢棄了，對戲曲的禁毀也不見再有新動作。當然，寫入《大明律》的限戲令，應該還是生效的。隨著皇位的相對穩固，戲曲的式微和小說的興起，從明英宗朝開始，散見於史料中的文化類禁令，主要是針對小說的，且指向靈怪、豔情類，如明英宗正統七年禁《剪燈新話》，就因為擔心書中的「邪說異端」會「惑亂人心」。
到最後，就是著名的崇禎十五年禁《水滸傳》，可這時候，他和那棵著名的樹，只有不到兩年的距離了。
凡帝皇，都色厲內荏。所謂恐劇症，其實是怕人心，怕民間力量。
有明一代，皇權對文藝的管控，只是空前而不可能絕後，因為更可怕的滿清很快就來了。
諷刺的是，清初順康年間的松江華亭(今上海金山)人，出生於明天啟四年、順治進士出身的作家董含，在他的著作《三岡識略》中引用了朱元璋父子嚴禁戲曲的史料後，感慨道：「明初立法之酷，何以到此，幾於桀、紂矣。今朝廷雖當改革，禁網疏闊，除數大端外，不復苛求，真生民之大幸也。」
明初的立法怎麼會這麼殘酷，比夏桀和紂王還甚。大清革舊鼎新，廢除嚴刑苛法，輿論環境越來越寬鬆，真是百姓的大幸。
只能說，小含確實是幸運的，因為他死得早，死於康熙三十六年，除了有記憶的揚州、嘉定等地百姓外，讓每個人都感受到徹骨寒意的滿清文字獄還沒大規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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