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媒體公信力降到了這麼一個低點，恰恰真正想做新聞的人反而有市場。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頭樹立一定的標杆，我相信這個市場還是比較大的。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多悲觀的情緒。
本文原刊載於《南方周末》網站
「因扎吉出生在越位線上，然後一直就居住在那裡。」前曼聯主帥弗格森在評價足球史上越位次數最多的義大利前鋒時說。大多數時候，AC米蘭的偉大9號，總是和對方的後衛站在同一條水平線上，在隊友傳球的一瞬間，先於對方後衛判斷出球的軌跡和落點快速啟動，然後進球或者被裁判吹罰越位。
這一條「越位線」在中國調查報導的領域同樣存在。足球場上的「越位線」決定著一次進攻的成敗，而在新聞界，它則意味著報導的品質以及稿件刊發的安全。
「羅昌平最擅長的便是蹲守在越位線上。他不斷嘗試底線，但他知道禁忌在哪裡。」一個和羅昌平交往多年的調查記者說。
從業12年，羅昌平的名字始終和中國最有名的腐敗官員聯繫在一起。他所做的反腐調查報導主角包括上海原市委書記陳良宇、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首任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等等。
33歲的羅昌平在過去的三百多天裡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反越位：2012年12月，這個中國最著名的調查記者在新浪微博實名舉報時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五個多月後，劉落馬。
要蹲在「越位線」上尋得機會，就要有因扎吉一樣的跑位意識和閱讀比賽的能力。對於連發3條微博，實名舉報劉鐵男涉嫌學歷造假、官商同謀騙取貸款和包養情人的時機，羅昌平有過複雜的思量：最佳時機是在十八大之後，兩會之前，此間網絡反腐是一時熱潮。而選擇在星期四發布，是基於他對新聞傳播規律的熟稔：要給同行留足時間跟進。
但這一次始終沒有同行跟進報導。2013年1月30日，劉鐵男在《新聞聯播》亮相。做了12年貪腐報導的羅昌平知道這意味著什麼。「我心裡發虛。」——他幾乎快看到邊裁要舉起越位旗子了。
網絡舉報劉鐵男後不久，有記者因為「網絡反腐」而被司法機關以「誹謗罪」拘押。同樣是赤手空拳面對高官，網絡實名舉報，對比之下，可理解羅昌平此次「反越位」的驚心動魄。
「反越位」失敗的後果是什麼呢？
「估計是丟工作吧。當然更嚴重的後果我也不知道，因為雙方力量對比太懸殊了。」羅昌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06年7月份，南方周末記者在右安門橋下一個廉價的茶樓裡認識了羅昌平。當時一群北京的年輕記者正玩一個名叫「詐金花」的撲克遊戲，羅昌平既很少贏，也很少輸，始終保持淡定。他身材不高，雙眼皮，即便現在也長得像個高中生。但他的前上司胡舒立評價說，「長得很正，給人一種正義感。」
當時正是羅昌平處於因一次「被判越位」而失去工作的鬱悶期。2006年5月，羅昌平在所供職的一家北京媒體刊發了一篇關於紀檢機關「雙規」手段的報導，由於拒絕交出內部線人的名單，羅昌平失去了工作。如今談及此事，羅昌平仍然只是強調，「交出名單可能會毀了人家一輩子。」
羅昌平於2001年7月來到北京。進京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位於廣安門報國寺的《中國商報》擔任記者，第一篇在業內有影響的報導是《為什麼自己的首都我們只能暫住》。當時他正暫住在首都的地下室裡。
2004年，羅昌平到《新京報》深度部工作。兩年之後，他成為了這個部門的負責人。「工作狂」是前同事對他的評價之一。當時他仍在報國寺一帶租房子住。一天加班晚回家發現院子門鎖上了，便翻這家「文物保護單位」的圍牆回家。第二天，報國寺的領導找到了新京報社：「你們的記者深夜翻我們牆。」
被報社領導批評之後，羅昌平決定買房子。他從永安路（《新京報》舊址所在）上了一輛計程車，讓師傅右拐，上了兩廣路。約5分鐘後，計程車行至幸福大街，「我看路邊的房子不錯，便買了」。
那時這一帶的房價不過9000左右。多年以後，羅昌平曾談及這次「翻牆」與買房對自己職業生涯的影響：「我比較早在北京買了一套很小的房子，給我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一個穩定性，哪怕收入低一點，也可以堅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在新聞業務上，羅昌平沒有所謂的「成長期」，他幾乎是以成熟調查記者的姿態擠進這個圈子的。他迅捷、高產，尤擅突破，被同事稱作「推土機」。在過去的12年間，這臺推土機從搞株連式拆遷的湖南嘉禾推到東二環著火的央視新樓，然後，推到了在任的部級高官劉鐵男面前。
錄音筆是記者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但這個「推土機」卻很少使用。「知情人的口供沒太大意義，我只相信書面的東西，唯有書面證據才可以構成完整的證據鏈。」
羅昌平出道之際，正是中國調查報導風起雲湧的年代。和羅昌平在同一時期寫出過有巨大影響力的報導的同行們，大多離開了這個行業。有的做公益，有的做公關，還有的開客棧。但他一直在採編一線——他還將繼續在這條越位線上蹲守下去。
現在，羅昌平和他的妻子、嶽母以及一條名叫豆豆的膽小的雪納瑞犬住在北京北五環的一個小區裡。偏僻而幽靜。
南方周末：你入行差不多也十幾年了，跟你一塊入行的記者很少像你這樣還自己出來跑稿子。怎麼維持工作動力？
羅昌平：這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入行年紀比較小，我大概是在2001年的時候進入這個行業，那時才21歲。其實做調查記者的黃金期我覺得大概也就3到4年的樣子，有的可能更短。我為什麼現在還能夠堅持，一個是年齡比較年輕，第二個就是我比較早在北京買了一套很小的房子，給我在生活上有很大的一個穩定性，哪怕收入低一點，我也能夠堅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南方周末：過去十多年間，調查新聞這個行業哪些地方成長了，跟十年前相比，有哪些變化，又有哪些問題？
羅昌平：這12年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網絡發展對中國的調查報導的幫助。從最早的門戶——當年我做「嘉禾拆遷案」就是靠門戶推廣的，到後來的博客，再到今天的微博等等，它不斷地升級，給調查報導提供幫助。
這個行業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代際傳承跟存量智慧沒有得到好的保護。一個記者三到五年的黃金期過去以後，他可能就改行，或者是改做管理層，他們原來的經驗和積累實際上還沒來得及保留就已經消失了。代際傳承是另外一個問題，新進來的這些記者他們沒有學到上一輩的存量智慧和調查技能，老人就走了。但新記者面臨著一個更複雜、節奏更快的新聞周期，很多報導專業程度遠遠達不到這個要求。這一塊對調查記者來講損害是非常大的。
我們現在的調查新聞實際上受到三方面巨大的約束，第一，環境限制；第二，商業利益的誘惑；第三，新媒體的崛起所帶來的一系列的衝擊。在這三塊的衝擊下，堅持得越久的人，顯然對這些可能看得更清楚，但是一個新進來一兩年的調查記者，要了解中國問題的複雜性，還是非常吃力的，這是我12年裡最深的一個體會。
南方周末：舉報劉鐵男這個事兒，你一開始是如何評估風險的？
羅昌平：我覺得最重要的風險在於證據掌握。首先證據鏈一定是要非常的紮實，他（劉鐵男）觸犯了哪些黨紀，觸犯了哪些國法，我要能夠把它列得一清二楚。在這一點上我非常自信。
我最開始預計的劉鐵男的事情，就是一擊而倒，因為我對自己的證據鏈有信心，對當時整個網絡反腐的輿論時機有把握，對各個方面的控制我覺得都做得非常到位，但是最終還是出乎我很大的意料，反彈非常大。
南方周末：你會建議其他同行效仿你的方式，實名舉報官員嗎？
羅昌平：我非常不贊同記者進行實名舉報，因為這個風險遠遠不是我們能控制的，我選擇的這個樣本，本以為這個風險可以控制到最低，但是後來的發展還是遠遠超出我的想像。
南方周末：最近的「《新快報》事件」，我們可以有很多維度來看待、討論。但回到媒體自身，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目前整個媒體人包括記者這個群體的形象面臨著一次總體的社會輿論危機，你怎麼看？
羅昌平：因為這個事，這個記者節大家都過得非常的鬱悶、低沉，它確實給了媒體一個非常重大的撞擊，公信力幾乎降到了最低點。
一個新聞學教授講過「汙點尋租」，媒體拿調查所掌握的汙點信息去敲詐牟利，現在確實是新聞界裡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這種現象不光存在於主流媒體，也存在於市場化媒體，它幾乎存在於我們這個行業的每一個角落。但如果要談行業自律，我希望不是孤立地要求媒體單方面去做某些改進。
如果大的經濟形勢不好，加上我剛才所說到的，媒體受到環境限制、商業誘惑跟新媒體的衝擊三重壓力，紙媒的盈利會更糟糕。盈利一糟糕的話，有幾種可能，第一個就是會出現行業的大範圍的裁員，第二個原來想做事的記者因為收入沒辦法得到基本的保障，他也會加入到汙點尋租的行為裡頭。
在未來一段時間，我甚至覺得這樣的事件可能會再一次出現。但是我倒覺得，如果說媒體公信力降到了這麼一個低點，恰恰真正想做新聞的人反而有市場。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建立自己的公信力，可以在這個行業裡頭樹立一定的標杆，我相信這個市場還是比較大的。我個人是沒有那麼多悲觀的情緒。
南方周末：但大環境一時是難以改變的，媒體以及記者如何做到潔身自好呢？
羅昌平：我多次說過「雙層獨立」，第一個就是希望媒體能夠儘可能的獨立，不受外部力量的幹擾；第二就是對於記者個體來講，也需要相對獨立於自己所服務的機構，所服務的報紙或者是雜誌。
這個雙層的獨立如果做得更好，我相信在很多事件裡頭，媒體、記者可以做到更中立，可以提供更專業的視角，可以做出有公信力的報導。
南方周末：如何看待新媒介對紙媒的衝擊？
羅昌平：我自己現在也在做自媒體。我之所以舉報劉鐵男，其中一個動機就是我想嘗試一下新媒體它的方式，它的路徑，它所能夠做的空間到底有多大。
大家都說《財經》的尺度會很大，但我們其實幾乎跟大家一樣，我們也沒有點他的名。但是微博裡頭我換成另外一個方式是直接可以點他名字的，最終也引起了一個更大的反響。
至少目前新媒體的環境要更好，更能滿足讀者和公眾的需求，我想這裡頭是有很大的空間。
這是新媒體對紙媒調查報導的幫助。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不管紙媒願不願意承認，紙媒現在實際上已經成了新媒體的代工廠，我們生產著非常廉價的東西，我們幾乎沒有議價能力。
現在，我們很大程度上還是在利用紙媒有採訪權這個便利，但是這個特權紅利基本上會消失殆盡的，它就好像代工廠一樣，它的勞動力的廉價程度，一旦到某一天勞動力的成本上漲，這個優勢就沒有了。
但在現在的形勢下，紙媒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們現在內容的生產，遠遠跟不上市場的需求。微博雖然說把很多的熱點都覆蓋了，但是它覆蓋的是一個個碎片的新聞。
大家最近兩年可能會記得很多的事情，不管是我舉報的劉鐵男，或者之前的「表哥」，或者是後來的「房姐」，也包括最近寧波的水災，我們的子孫後代如果要去了解這兩年發生的重大事件，他能從哪個地方了解，你覺得他能夠通過微博再去還原這個事件嗎？不可能，因為那些太碎片了。那麼傳統的媒體可以做哪些工作？我倒覺得我們可以把時間稍微往後延一點，避開那個高峰期，以更深入更完整的方式記錄下來，記錄下來一定有它的意義。
南方周末：你的中國夢是什麼？
羅昌平：我自己的中國夢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自由地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