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代到清末的兩千多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帝制時代。對於這一時期的政治制度，歷史學界泰半稱之為君主專制制度。但是，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百家講壇》主講人趙冬梅看來，這兩千多年並非全然都是一片黑暗，至少在北宋前期，儒家對法家的制度改造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而宋代之後，君主制度逐步強化。
在前不久出版的《法度與人心》裡，趙冬梅以三十年史學研究為基礎，以通俗化的寫作為讀者解讀了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糾葛。
本書由制度史、文化史、史學著作精讀三部分構成。作者以輕鬆明快的方式來思考制度變遷，理解歷代制度之得失，並分別從國家故事、群體故事、個體故事講述制度在與不同層面之人的互動中所產生的關係。與其他制度史寫作者相比，作者更強調「從史學角度關注個體的生活與命運」走向：制度如何影響人的命運？人在制度中如何自處？人如何改造制度？如：個體在制度直接或間接作用下顛沛流離的境遇；官僚群體與更迭的制度「相愛相殺」，在制度變遷中的宦海沉浮；士庶群體在制度變革中的顛簸起落；等等。入仕、升遷、貶謫、宦遊、服役等境遇是古人生命的常態，圍繞這些具象化的常態，制度變遷的前因後果一目了然。關注人與制度的互動及人在制度中的命運，不僅帶有人文關懷精神，還從人與制度的關係層面通講制度發展的歷史。
在趙冬梅看來，「歷史並不一直向前」，也不是線性發展。在對朝廷性質和君臣關係的認識上，元朝曾出現兩大倒退：從朝廷性質看，華夏傳統將天下稱為江山社稷，主張「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而元朝的天下則入了皇家私囊——江山社稷變成了皇室私產；從君臣關係看，華夏傳統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而到了元朝，臣子淪落到以自稱奴婢為榮——君臣關係淪落為主奴關係。專制與猜疑的強化，自此一發不可收，直至近代。
那麼，「儒表法裡」的君主制是怎樣形成的？宋代之後的金元明清，君主專制為何會逐漸加強？政治文化為何江河日下？帝制時期為何沒有對皇權實現強制性的約束？就本書涉及的相關問題，《燕京書評》專訪了趙冬梅，全文分為兩篇刊出。
趙冬梅，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畢業，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宋史研究會理事。英國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訪問學者，美國史丹福大學北大分校客座副教授，德國維爾茨堡大學漢學系客座教授。曾於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講述寇準、司馬光等歷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話寇準》《司馬光與他的時代》《文武之間：北宋武選官研究》《大宋之變：1063—1086》等作品。主修宋史，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態、社會生活等領域有著深入的研究。對晚唐至北宋軍事、政治、社會生活，以及對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狀態、制度與人群的互動關係關注密切。
「中國沒有宗教，政治籠罩一切，塑造社會生活」
燕京書評：《法度和人心》從典章制度來審視「理亂興衰」，從歷史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講述我們民族性格形成的故事。按照王子今教授所述，「政治權力猶如『兼照天下』的太陽一樣，監視著、主宰著一切社會文化現象。氣象萬千的社會生活都必須用政治尺度加以衡量評判，奼紫嫣紅的文化風貌都被強行塗抹上陰黯單調的政治色彩，所有的文化產品都不得不統統打上整齊劃一的政治包裝，任何一種關於推動文化進步的理想，似乎都只有附系在政治的總綱上，才有實現的可能。這種泛政治主義的文化傾向，最終導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局面。每一個社會人都由『自然人』淪為『政治人』。」**（《權力的黑光》11頁）**以我的觀察來看，這種泛政治化傾向在世界其他國家的歷史上都很少見。那麼，中國歷史上的這一特色產生的根源是什麼？
趙冬梅：確實，中國人包括學術界對政治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好像離開政治我們什麼都說不了，什麼都無法研究。2000年時，我在北大歷史系上一門課，叫做「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我在講前言的時候，會講到政治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我說，因為我們個體生命是如此短暫，因此政治上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影響我們的生命。的確，當你把歷史的視角調轉去看個體生命、看日常生活的時候，你也會發現政治的影響不容忽視，非常具有決定性。
當時有一個可能是伯克利來北大的訪問學生就站起來說，老師，你們中國人什麼都要談政治，政治真的有那麼重要嗎？我當時就在想，對我們來說政治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在中國，政治在事實上確實是籠罩一切的。如果說我們一定要問這種情況什麼時候開始形成？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中國沒有宗教，是政治管理一切，籠罩一切。所以，在塑造和形塑中國人生活和中國社會生活的力量中，政治毫無疑問是說一不二的。
政治籠罩一切，可能還跟中國比較早實現了統一有很大關係。我們很早就建立了非常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儘管學者們今天會從技術的角度去質疑集權在多大程度上能實現；但是，集權是真實存在的。比如說，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的秦簡上顯示，來自鹹陽的法令制度，在說一不二地規定著當地的生活。秦代實現了統一，漢代又把統一這個概念給根深蒂固地「種」下去了，這是中國歷史最大的特點和輪廓，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樣。
強大的國家一直在實際上控制著一切，掌控著一切，形塑著一切。儒家對政治的態度是積極配合、努力改造的；老莊主張無為，為心靈別開生面；佛教進入中國之後被政治「歸化」……舍政治之外的空間可能只存在於邊緣地帶，但是不多。中國文化確實是一個被政治籠罩、被政治形塑的文化。
燕京書評：你在《法度和人心》提出，就制度而言，朝代與朝代之間，永遠是「繼承」大於「斷裂」，制度本身自有其慣性。隱藏在制度的延續性下面的，是各個朝代所面臨的一些共性問題，比如官僚的選任，開國之初通常會「急於人才」；四十年之後則難免「員多缺少」、一位難求；再和平發展四十年，家族背景在官員升遷中的權重必定會大大提高。比如皇帝周邊勢力**（后妃、外戚、宦官等）**的處置問題，士大夫與皇帝的關係問題，官員管理中的效率與公平問題，中央對地方的有效治理問題，兵權的收放與邊防的關係問題，等等。這些共性問題才是帝國治理的真正難題，也是「理亂興衰」的底層原因。
我此前讀中國歷史著作的時候，感覺似乎有一個王朝規律：帝國改朝換代初期，因為戰爭導致人口大幅減少，在地廣人稀的情況下，財政可以正常運行。等到人口迅速增長，官僚也逐漸增多，然後會出現財政問題，於是開始土地/財政改革，如果改革成功，帝國就能正常運行；如果改革失敗，帝國就走向衰落……如此往復循環。我感覺，你總結共性問題和黃炎培先生總結的歷史周期率頗有關聯之處，你對此有何見解？
趙冬梅：確切說，所謂的「歷史周期律」，或者你剛才描述朝代初期的輕徭薄賦，然後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開始出現國富民強的盛世，但同時各種矛盾也開始尖銳，由於這個矛盾不能夠被及時緩解，所以越積越大。因為這些矛盾非常複雜，有上層的，有上層和下層之間的，還有下層的，還有中國和外部之間的，一旦哪一個處理不好，就會出現崩潰。然後，一個新朝代又出現了。其實，這是中國歷史的大輪廓，是「一眼看上去就在」的「理亂興衰」。
我在這本書裡想做的一個努力，就是要跳出來看。同時，我也不打算解釋為什麼一遍又一遍往復循環，在此之前已經有非常多的解釋方案了。我要做的，是把帝制國家當做一種國家類型來進行觀察。第一，我們在公元前221年就實現了大統一。之後儘管有分裂時期，但總體上講，中國時間的運行方式就是一浪接著一浪，一個朝代興、一個朝代衰；如果這個浪夠長的話，你就能看到理亂興衰的全過程。每一個較長的朝代，都構成一個完整的國家治理過程。就國家治理水平而言，不同的朝代各有優劣。因為中國是統一的，很少存在同時期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帝制時期，國家治理的競賽就發生在朝代與朝代之間。
就制度而言，後一個朝代和前一個朝代之間，繼承因素要遠遠大於變革因素——前面朝代經歷了什麼，實際上都會給後邊的朝代開局造成巨大影響。不能說我們從歷史當中什麼也沒學到，但我們從歷史當中得到的記憶很短暫，後邊的朝代是受前邊的朝代塑造。當然，如果時間足夠長，它們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其實是同一個問題，這就是怎樣實現帝制的長治久安。
帝制國家怎樣才能實現長治久安？不同的朝代給出了不同的答案。當然，不同的朝代面臨著不同的挑戰，我們來分析這些答案的類型，分析他們的不同挑戰。為什麼這些朝代都不能長久？就是因為矛盾不能得到解決，然後激化，就崩掉了。一個王朝的崩潰，往往是上層出現了分裂，上層的力量跟下層的力量結合才能崩，全靠底下很難崩，比如隋末。實際上，明末是一個內外矛盾的結合。各種崩法都是因為包括皇帝在內整個統治集團沒有能力去應對挑戰，沒有能力去解決問題，所以政息人亡。
「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
燕京書評：一定程度上，在帝制時期人與制度的關係中，最核心的還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與制度的關係：無論你在書中描繪的北宋趙匡胤之後的幾代皇帝，還是唐太宗李世民、漢文帝劉恆等人，如果能審慎地行使權力，壓抑自己私心並保持寬容，制度就能良好地運行；反之，如果皇帝自身格局太小或見識有限，或者有嚴重的性格缺點卻剛愎自用，就可能破壞運行良好的制度，讓士大夫群體的努力付諸東流。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皇帝不受制度和法律的約束；從制度的角度，你怎麼看？
趙冬梅：在《法度和人心》中，對於皇帝，特別是對皇帝和宰相關係的理解，都來自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特別是我的導師祝總斌先生。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大多數時候，歷史學者們在描述帝制時期所發生的事件和關係時，習慣把皇帝作為一個時間標誌，秦始皇、隋煬帝等少數個案除外。比如說王安石變法，就是「在宋神宗熙寧年間，由參知政事王安石所主導的一場改革」。這種敘述方式，我以為，有意無意地掩蓋了或者說抹煞了皇帝的作用，從而歪曲了事實。在整個帝制時期，皇帝制度是最大的、具有籠罩性的制度背景。皇帝制度的最大特點是什麼？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無遠弗界，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對皇權進行合法的強制性約束；用句大白話說，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
如果去看具體制度的發展，你會看到有很多對皇權進行約束的制度，包括宰相制度、臺諫官制度、封駁制度等——這些細部的制度上有很多可以對皇權形成約束。但是，如果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這是皇帝制度最大的特點。怎樣才能克服這個特點？如果在皇帝制度不改變的情況下，一種可能是皇帝對那些軟性的約束有聽納能力。也就是說，他的思想意識、道德建設必須達到一定水平，他得知道皇權不是他自己個人的，不是「以天下奉一人」，而是「以一人治天下」；他有巨大的責任，所以他要約束自己，「狠鬥私字一閃念」。
皇帝制度還有一種毛病，就是脆弱，即很容易受到個人因素的幹擾。比如，我在書裡面提到，宋仁宗和宋英宗這對非親父子，收養過程曲折，父子關係擰巴，這種擰巴必然要投射到政治上。皇帝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單靠皇帝的自覺很難。那麼，從純理性的角度看，怎樣才能讓皇權穩定運行，讓「具體皇帝」的行為符合「抽象皇帝」的要求？我想，如果能夠在理論和法度上論證並確定皇權的邊界，情況可能會不一樣。
我以前學歷史，一直很看重那些實在的東西，因為我們所受的教育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到今天，我認為思想觀念很重要，甚至具有最後的決定性。沒飯吃，人會死，這沒問題。可是，在同樣的條件之下，事情會朝著哪個方向發展，它其實是取決於人頭腦中的思想。如果帝制時期的士大夫能夠論證皇帝權力的邊界，並且「夥同」皇帝一起實現對於皇權邊界的劃分，那麼，中國歷史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我看來，從五代到北宋，其實存在過這種可能。宋仁宗以前，思想領域出現過「劃界」的企圖。比如，五代時期的馮道，歷仕四朝，事奉過十個皇帝，甚至還做過契丹皇帝的臣子，他的人生選擇是「從道不從君」的，他的忠誠所針對的不是一家一姓的皇帝，而是心中的是非。一直到宋真宗朝，馮道都還是官僚們崇拜、學習的對象。但到了仁宗晚年，當馮道的曾孫拿著馮道的告身（任命狀）來向朝廷討封賞時，就遭到了仁宗的嚴詞拒絕，仁宗說：「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一個曾經事奉了四個朝代的人，不就是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嗎？有什麼可以表彰的地方？！這一席話說明宋仁宗的儒學修養太深了，他深刻理解有關馮道評價的本質。
在仁宗金口玉言否定馮道之前，包括王安石在內的很多人對馮道是讚賞的，他們同意馮道可以「不從君」而「從道」，也就是說，「道」不必與「君」同在，士大夫可以忠於「道」而不必忠於某一個特定的「君」。假設傳統觀念是一個有邊界的圈，那麼這種想法其實已經到了邊上，就快出去了。仁宗正是發現了這個危險，才予以當頭棒喝。「二程」也發現了這個危險，他們從理論上把那些意圖出圈的想法給按下去、拉回來了。如果當時的思想家在往回拉的時候能夠順便把皇權的邊界捋清楚，用文字表達出來，然後趁著哪個皇帝（比如仁宗）比較溫和時明確提出，達成共識，那麼，帝制中國很可能會有不同的走向。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很難。
燕京書評：你認為，皇帝有「三畏」：第一，畏歷史；第二，畏古聖先賢、列祖列宗；第三，畏天。但如你所說，這三條約束都是軟的，沒有強制性。中國從秦代到清代的郡縣制，與宗法制度、外儒內法的統治結合起來，都迎合了皇權獨大、皇權獨尊的權力格局。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狀況？
趙冬梅：首先，皇權獨大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當儒生們開始制禮作樂的時候，一方面給了皇帝體面，另一方面也在努力讓皇帝接納儒家的這些教條。儘管我說皇帝如果要做昏君，誰也攔不住他，儘管限制皇帝、約束皇帝的各種制度都是非強制性的。但是，這些制度規矩一直都在建設中。
從思想層面上來講，儒家希望通過教育，讓皇帝能夠產生自覺的戒懼。儒家經典話語，有「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這些話語，今天還會被引用。當帝制時期的統治者在引用這些經典話語時，我傾向於相信他們是真正心懷戒懼的。因為按照傳統的政治思想，「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也就是說，你統治得怎麼樣，上天會知道，而上天的判斷會影響到你的統治是否穩固。這種「相信」，構成了思想層面的約束。
帝制國家的締造者是法家。漢代以後，儒家非常艱難地改造著這個國家機器，非常艱難地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法家的制度、法家的政權裡邊，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按照我的導師祝總斌先生當年上課講的，一直要到唐朝，隨著《唐律》的頒布，法家的國家才完成了它的儒家化。
儒家努力改造法家的制度，改造到北宋，呈現出一個比較接近理想的狀態。但即便在這種最好的狀態下，也仍然有儒法兩種力量的角力。法家急功近利，儒家高蹈迂遠，這兩種力量一直是在鬥爭。皇權的性質又有著「不由分說」的蠻橫性，皇權站在哪邊，就成了一個決定性因素。儒家與法家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一個快，一個慢，你要快的還是要慢的？大多數人的答案當然是快的、高效的、急功近利的。在皇權面前，迂遠的儒家顯然不如「高效的」法家更受歡迎。
最初，那些進入「體制內」改造法家政權的儒者是心懷恐懼的。他們親眼看到了一個無比強大的皇權，他們讚美大一統。像司馬遷作為董仲舒的學生，他是在用《史記》的歷史書寫來讚美大一統，鞏固大一統。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恐懼的。司馬遷記下這樣一個故事，匈奴請和親，漢武帝交給群臣討論。儒家的博士狄山主張和親，與持反對意見的御史大夫張湯發生爭論。漢武帝問狄山：「我讓你守一個郡，你能保證不讓匈奴人不入侵嗎？」狄山說「不能」。漢武帝又問「一個縣呢」，狄山說「不能」；漢武帝追問「一個亭障呢」，狄山就不敢說「不能」了，只好說「能」。結果，狄山到任才一個多月，匈奴人打進城堡，砍了狄山的腦袋。司馬遷記下了這件事，你說他不怕嗎？我想他是心懷恐懼的，這不僅僅是對皇帝個人的恐懼，應當還包括對於整個國家機器的恐懼。
儒家對國家機器的持續改造，到北宋卓有成效，但在這一過程中，儒法兩種力量的鬥爭從未停止過。而王安石變法則讓法家思想佔據上風，增強了皇權的專制性。然後，華夏皇權的專制面與金元明清新生國家的野蠻相結合，最終皇權無可逆轉地走向了專制。當我們站在現代這一端，回過頭去看帝制時期時，我們通常所看到的「專制的皇帝」，正是金元明清以後的皇帝。
很多人講歷史時會有意無意地忽略金、元、清是異族統治這一事實，似乎用一個朝代更替的鏈環就可以解決這一切。個人認為，我們當然要承認並珍惜元、清兩朝的開疆拓土，這是中華帝國留給今天的寶貴歷史遺產——中華民族為此忍受了巨大的苦痛，我們值得擁有。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在思想上忽視對於那些野蠻時代的檢討。
我們看到的皇帝變得如此專制，是有過程、有曲折的，而金元明清在其中起了非常負面地作用。今天的人站在「現在」看歷史，第一個看到的就是清。這無所謂對錯，但是，你不能把你看到明清當做整個帝制時期，兩千多年怎麼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把這些告訴公眾，是本書努力要做的事。
「蒙古統治者都沒朱元璋這般野蠻專制」
燕京書評：你在書中揭示，趙匡胤留下的「祖宗之法」，在北宋初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帶來了繁榮昌盛。但是，宋神宗趙頊想開疆拓土、制禮作樂，他與王安石都是法家，以富國強兵為首要目標。王安石為趙頊西北拓邊提供了財政支持，但北宋一敗再敗，趙頊也心力交瘁，38歲就死了。「祖宗之法」和當時的制度，為何沒有約束住趙頊？僅僅是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變法決心嗎？
趙冬梅：首先，「祖宗之法」在宋史學界是很有影響力的一個說法。鄧廣銘先生寫過一篇論述「祖宗之法」的文章，他的女兒鄧小南教授寫過一本書《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影響很大。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把鄧老師的解釋「庸俗化」一下——「祖宗之法」，是一個由死去的列祖列宗的英雄事跡和嘉言懿行所構成的、對現任皇帝有教育約束意義的一系列規矩法度。必須強調的是，死去的列祖列宗的言行，並不無差別地直接「自然生成」為「祖宗之法」；「祖宗之法」的形成，必須通過揀選、解釋，重新包裝。換言之，「祖宗之法」是「被創造出來的」、能夠對「在位皇帝」有所約束的政治形象、政治論說以及由此構成的政治傳統。質言之，「祖宗之法」是「抽象的皇帝」對「具體的皇帝」的約束。
負責選擇、解釋、包裝、書寫「祖宗之法」的，是士大夫群體。到真宗、仁宗朝，「祖宗之法」才作為一個強有力的概念，被士大夫掂出，用來約束皇帝。作為解釋， 「祖宗之法」很難避免「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困境。祖宗原本是多面的，你解釋了這一面，拿這一面來為我所用，別人會解釋那一面來為他所用。「祖宗之法」本身，並無固定形狀，它是變化的，甚至可以出現局域對立。這是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軟性的約束，而不是一個強制性的約束。
「祖宗之法」的約束力，在王安石變法中遭到了破壞。王安石主張「祖宗不足法」，又說「上身即祖宗。」第一句話眾所周知，出自著名的「三不足」之說（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儘管王安石本人沒說過這話，但根據鄧廣銘先生的研究，它符合王安石的思想。第二句的出現背景，是討論宗室制度改革。宋朝的宗室，包括開國三兄弟（太祖、太宗、秦王）的所有後代，他們全部由國家豢養，不允許參與考科舉當官參與政治，唯一的作用就是充當「皇家備胎」——當皇帝沒有兒子的時候，提供繼承人。這個錦衣玉食的家族繁殖得非常快，到宋神宗時就養不起了，要改革，只養親的不養疏的。都是「祖宗」血脈，用什麼標準來區分親疏？王安石說「以上身為祖宗」——以「當今聖上」作為標準。推廣開去，凡事都可以「當今聖上」的意志為轉移，列祖列宗退後，「祖宗」沒辦法約束皇帝了。
根據宋人言行，我認為宋人眼中的皇帝是分為兩層的：一層是「抽象的皇帝」，一層是「具體的皇帝」——「抽象的皇帝」代表著江山社稷的長遠利益，「具體的皇帝」是寶座上那個人，跟我們一樣的普通人。所以，王安石說「具體的皇帝」（上身）就是祖宗，這個殺傷力是非常大的，它意味著，在思想層面，「具體的皇帝」超越了「抽象的皇帝」，這是對「祖宗之法」的歪曲和破壞。
燕京書評：《法度與人心》多處批評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格局太小，氣量狹窄，過於貪權，疑心太重。比如，他在開國之後對功臣集團的殺戮，取消宰相，等等。我曾經讀過馬驪的《朱元璋的政權及政治哲學》和安介生、王振忠的《千秋興亡·明》，對此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從政治心理學角度來看，朱元璋早年極其貧困，做過乞丐，對於饑寒交迫和喪失尊嚴的感受刻骨銘心。一旦他成為皇帝，就會對權力看得特別緊，對任何他認為的冒犯和威脅作出過度反應。他是掌握最高權力的皇帝，制度無法約束，因此，朱元璋幾次大規模的殺戮，都是把持權力、消除威脅這種思維所造成過度反應的結果，加上他擁有「九五之尊」的「合法傷害權」，殺害無辜也不需要承擔實際責任，所以肆意妄為。你怎麼看？
趙冬梅：朱元璋殺人如麻，血流成河，而且是完全不講道理的。朱元璋對人極度不信任，比如說「空印案」，每年各布政司、府、縣都要向戶部呈送錢糧及財政收支、稅款帳目，戶部與各布政司、府、縣的數字須完全相符，分毫不差，才可以結項。如果有一項不符，整個帳冊便要被駁回，重新填報，重新蓋上地方政府的印章。可是，那個數經常對不上，就會被駁回。當時交通又不發達，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在當時是普遍做法。換句話說，是制度本身有問題，才產生了周雪光先生所說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大家都接納，因為如果你完全按照正式制度走，就是死路一條，所以才會有「非正式制度」在灰色地帶出現。它有效，但不合法。
朱元璋「發現」這個事兒之後，就開始大開殺戒。他殺的人都是一定級別的地方官，就沒有想到幹部培養起來有多困難。我自己沒有當過一天官，可我目睹我的同事朋友當官，最強烈的感受就是當領導真不容易，像我們北大歷史系主任這樣的「官」都很難當，要消耗大量的精力，需要很強的工作能力，更別提地方官了。但是，朱元璋似乎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朱元璋還廢除了宰相制度。從帝制時期的政治結構上看，皇帝是不能選的，宰相是千挑萬選出來的、有經驗、有見識、有格局的政治家，宰相是皇帝的第一輔助和第一批評人，宰相幫助皇帝做出正確的決定。自有帝制，便有宰相制度，宰相與皇帝相輔相成。但朱元璋竟然就能取消宰相。他是多麼的蠻橫、多麼的無知！而他拿無知當自信，越無知越自信。
朱元璋殺人太多，他的兒子朱標受了儒家教育，就跑來勸阻他。朱元璋拿了一個長滿了刺的棍子給朱標，說「你來拿這根棍子」，朱標說「我拿不了」，朱元璋說，「我現在就是在給你拔刺」。
朱元璋開創了一個極其惡劣的君主專制的先河。蒙古統治者恐怕都沒這般野蠻，蒙古統治者是不拿老百姓當人民，而朱元璋是不相信任何人。我個人的學史心得是，不管是國家還是任何一個大型組織，最高首腦和下面的人之間一定得有信任，而且組織越大，就越是要跟那些相對抽象的崇高的理想信念掛鈎。司馬光總結，當皇帝需要仁、明、武。武不是武力，而是說要有決斷力；而朱元璋只相信暴力。他認為所有的官都是貪的，所以要讓下層的民眾來遏制這些官僚；另外一方面，他又說這些下層民眾都是刁民。地方長官要了解民情，除了靠耳目之外，還要親身下鄉視察。蘇軾的詞「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就是他擔任徐州地方長官期間下鄉時的親見親歷。可是，朱元璋禁止地方長官下鄉，覺得他們下鄉一定會幹壞事；他就沒有想過，其實大多數地方官是幹了好事的。父母希望孩子好，要合理誇獎，適當鼓勵；皇帝希望底下的官員好，也要合理適當地給予鼓勵。而朱元璋則認定，這些人不可能做好事。如果能把所有的官都殺了，他一定會殺的。這樣一個人，我可以理解，但萬萬不能同情。
《法度與人心》稿子的基礎，是我在「喜馬拉雅FM」上做的有聲講座「冬梅講國史」。聲音更能傳達情緒，所以我對朱元璋的厭惡情緒便通過聲音很明確地傳達出去。那一講底下的留言就出現了兩種極端對立的狀態：一種覺得「趙老師說出了我的心中話」；另一種說：「你有什麼資格批評朱元璋那麼偉大的一個皇帝？」這後一種留言的人，他們可能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並非皇帝，也更不可能把自己代入朱洪武治下的普通官員百姓。
「北宋既有良好的制度，運行也行之有效」
燕京書評：你認為， 「制度是人類相互交往的規則。」它劃分類別**（文官、武官、宦官）、標誌等級（長官、屬官、小吏）、限制範圍（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規定關係（君臣、父子夫婦,上下級、同僚、同年）**，決定個人及群體的身份、地位與活動空間。《法度和人心》對於北宋前120年的制度十分推崇，並陳述了其成功和被破壞的過程。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如果與其他幾個「盛世」如漢、唐、清做縱向的比較，北宋這120年在制度上有哪些地方更優越？
趙冬梅：如果要說「優越」，一定是比較而言的，所以，首先我們要確定跟誰比。倘若是在帝制時期「朝代競爭」的背景之下，跟其他朝代相比，那麼宋朝政治確實有其長處。帝制國家所追求的長治久安，首先是皇權的安全，在皇權的安全上，宋朝可以說做到了極致；其次是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的維護，北宋的中央集權得到了加強，中央的安全得到了鞏固；最後，還有國家免於外侮的安全，北宋前期也做到了。我在這裡想要做一個說明，來廓清公眾對宋朝的一個誤解。南宋確實有一段時間宋金之間是不平等的，宋需要金的冊封，是一個二等國家。但北宋一直是一個一等國家，宋和遼是平等關係，西夏則低一等，向遼和宋稱臣。總之，就制度設置而言，北宋的制度有效地保障了皇權的安全、中央的安全和國家的安全。
如果我們把「長治久安」作為帝制國家的追求目標的話，那就必須要建立一套能夠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批評監督和糾錯機制。北宋的這套批評監督和糾錯機制，比前邊的朝代和後邊的朝代都要強大。北宋的中央領導集體分為宰相府和樞密院，宰相是不管軍事的，有互相牽制的功效，他們共同對皇帝構成第一道的批評機制，言事於決策之前。決策執行之後則有臺諫官，北宋的臺諫官制度建設得非常好，諫官和言事御史幾乎完全沒有行政責任，唯一的職責就是批評。決策形成之後，命令下達之前，還有封駁制度。皇帝和宰相商議，形成決策之後，由翰林學士或者知制誥起草文書，這個文書在送出去之前是要經過通進銀臺司知門下封駁事的審核，它負責審查命令是否合適，如果不合適可以駁回，我們看到有不少被駁回的例子。除了中央的這一套制度以外，最近這些年學者的研究表明，北宋對地方官員的考察和地方信息的搜集，也有一整套非常好的制度。
燕京書評：但是，制度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制度的運行也非常關鍵。在君主制下，很大因素和統治者有關。
趙冬梅：我認為，宋朝非常難得的一點，是存在能夠讓這套制度得以行之有效的政治環境，它包括皇帝的仁慈和寬容。傳說中的「太祖誓碑」規定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雖然「誓碑」未必真有，但「不殺」的政治傳統是真實存在的。「不殺」是底線的尊重，宋代不殺也不打。今天的人可能會覺得「那有什麼」。我們對比一下就可以明白「不殺不打」的重要性了：明代皇帝打大臣的屁股，一打一片，大臣在皇帝面前哪有什麼尊嚴可言？隋唐也有廷杖，比如說，隋文帝「……每於殿庭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唐玄宗時，三品官姜皎就被當廷打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金元明清都打大臣的屁股，一打屁股就沒有尊嚴了。相比之下，宋代的官員，有尊嚴，有體面。
北宋出現了「華夏最美人格的典範」蘇軾，蘇東坡千載一人，可是北宋不止出了一個蘇軾蘇東坡，而是群星璀璨。唯我宋朝，多士如斯。有尊嚴，才能有擔當。一個沒有得到過尊重和愛的人，是不懂得尊重和愛的——這道理放之四海皆準。而宋代除了有制度以外，還有這樣的大的氛圍。皇帝尊重製度，宰相也尊重製度。御史唐介彈劾文彥博，說文彥博宰相的官位是巴結張貴妃得來的，這種指責不完全屬實。但是，文彥博就聽著他罵，又為唐介辯護說：「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臺諫官集體進諫皇帝，皇帝不聽，臺諫官又講批判的矛頭指向宰相，因為宰相是皇帝身邊的第一糾錯人，皇帝執迷不悟，便是宰相沒有盡到輔佐的責任。一大群官員在「於殿廡切責宰相」，搞得宰相出不去也進不來，最後還是皇帝派宦官來傳旨把宰相撈出去。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時段，你很少能夠看到。
對於帝制國家來說，皇位傳承是個大問題。我們通常看到的，比如在漢在唐，是皇太后在幹預，後宮在幹預，外戚在幹預，宦官在幹預。可在宋朝，你看到的是，嘉祐元年（1056），仁宗皇帝突然中風，不省人事，宰相就敢於「留宿殿中」，以便隨時應對可能的變故，穩定局面。而且他們還搞了一個預案，準備了兩份文書，一個繼承人，以備皇帝突然駕崩。這實際上就是「矯詔」，要冒巨大的政治風險，搞不好會掉腦袋。這些人，個人要從中得到巨大的好處嗎？沒有，而且後來這些人沒有哪一個以權謀私。這就是北宋的士大夫，這就是敢於「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擔當精神。
這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時代。我當年因為喜歡蘇東坡才學宋史，學了這麼久宋史覺得十分的不虧，因為你讀的史料都是一流的文章——下層那種水平很低的墓志銘除外，宋代史料大部分都是非常優美的古典散文，關鍵是這些人又這麼好，有著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