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遠
（該文為電報讀者投稿）
（一）
1957年2月，位於中國西南的貴州省爆發了一種新的致命性流感（見注釋一），這場流感迅速蔓延到全球，造成了大概兩百萬到四百萬之間人口的死亡，當時全球人口約30億，也就是約全球千分之一左右人口死於這場流行性疾病，至今仍可以說是僅次於1918年大流感的、對人類危害程度第二的流行性呼吸道傳染病。
這場流感，又被稱為亞洲甲型流感（H2N2)，在貴州爆發後，首先傳到毗鄰的湖南，由於湖南是眾多交通要道連接地，緊接著傳往全國。3月初，北京火車站附近開始出現疫情，到中旬十四區縣全部出現感染情況，感染人數達數十萬。4月傳播到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地區，當月港英當局衛生部門報告的病例近30萬，佔總人口七分之一左右；6月美國和西歐也開始大規模爆發疫情。
整個疫情產生過四次高峰，即1957年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1958年的春季高峰和秋季高峰。法國在1957年秋季高峰期間，感染死亡人數約1.4萬人；日本厚生省在1957年12月初宣布，全國超過104萬兒童由於被感染流感而不能上學，3153所學校完全停課。
根據當時流行病學研究，1957年的H2N2流感，在患者感染病毒後，會產生2-4年免疫力，因此，經過幾波大流行後，免疫人口增多，也就實現了群體免疫。同時，隨著病毒傳播範圍急劇擴大，毒力也在劇減，到疫情爆發的第三年，也就是1959年，疫情就逐漸消退，至1960年，疫情全面結束。
所以說，我們看1957年的大流感與2019年底開始爆發的新冠疫情在諸多方面都是極其相似的：
第一，這兩次疫情都是WHO成立以後，人類具有全球系統的公共衛生後產生的疫情，因此有詳盡可靠的科學數據做對比參照。
第二，爆發速度和發病規律基本相同。從局部爆發，到全球爆發都是用時3-4個月；傳播衰減速度也類似，都是前兩年是高速蔓延期，第3年開始進入消退期。
第三，疫情產生總體死亡率類似，也就是病毒危害性很相似，前期死亡率都在1%上下，後期降到0.1%—0.3%之間。
第四，1957年大流感中已經出現了疫苗，二者都是經歷了疫苗+群體免疫，最終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結束疫情。
（二）
因此，1957年大流感的流行情況和應對措施，是我們處理當下疫情的最可靠參照物。中國本是這次流感的重災區，但由於長期對公共衛生學和流行病學不重視，關於這場疫情的記載遠遠少於西方。
不過，好在當時衛生部門已經建立起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機構，大學的這方面研究也初步建立，蘇德隆等傑出的醫學家們給我們留下了數量不多、但是很專業的資料，讓我們可以依據現代公共衛生學常識，還原那次疫情。
從總體來看，1957年流感的整體危害性不亞於本次新冠，傳播程度更是遠大於新冠疫情對中國的危害，中國採取的是：積極防禦+群體免疫的策略，較為成功地克服了這場疫情帶來的影響。其具體參數指標和防疫措施，分析如下。
1.高感染率。根據北京市衛生防疫部門統計，1957年春季疫情高峰期間，學生感染率達44.6%，全市各集體單位中，僅登記報告之發病數就超過30.7萬例（當時北京城區人口約300萬，其中在單位勞動人口應該在150萬左右）。
3月20日，清華大學有100多人患流感，到3月26日，全校患者增加到1600多人；百貨大樓患者有400多人，男四中有200多人；前門北緯路旅館客人有700多，一周之內感染者就達到200多。
根據某部衛生檢疫所對昆明六個單位、17629人的調查：1957年疫情高峰期感染者為7408人，佔感染總數的41.8%；1958年疫情高峰期間感染者為2548人，佔總數的18.17%；1959年對某單位485人的調查，感染率為16%。可見整個疫情是持續的反覆的，但每輪感染人數逐步下跌，經過幾輪傳播，總體感染人數達7成以上，實現了群體免疫。
根據瀋陽軍區後勤部衛生防疫處對軍區7個單位的調查：1957年春季，陸軍感染率在40%左右，而空軍學員因為比較封閉，感染率僅10%；而醫護人員和小學感染率最高，軍區下屬的長春某小學感染率甚至達72%。
根據蘭州醫學院的統計，全校共有學生及教職工756人，共有439人感染，發病率約為60%，基本實現群體免疫。自貢市第二中學共有學生1649人，經過1957年的兩輪傳播，感染者達到973人，發病率也總體達近60%。
如果說1957年的疫情擴散主要集中在城市，那麼在城市基本實現群體免疫後，1958年疫情向鄉村蔓延。根據山東省衛生防疫站對9個公社、10918人的監測，1958年3-4月疫情高峰期間，感染人數約5439人，佔總人口的近50%；而上海第一醫學院對金山縣張堰公社5272人的監測，1958年秋季疫情高峰中感染人數為2105人，感染率在40%左右。
總結以上案例看，每個地區在第一波疫情高峰期中，感染率都在40%以上，與今年春季香港疫情感染速度相似，經過數輪疫情反覆後，感染率都達到6-7成。所以，說我國在1957年-1958年大流行中實現群體免疫，並不過分。
當時的公共衛生專家亦明確提出「群體免疫」的理念，比如流行病學泰鬥蘇德隆在1959年的研究中就提出：「當新的病毒變種出現時，決定流行姿態的主要是病原體本身，人群的免疫狀態或者不起作用，或者僅起次要作用。變種屢次流行以後，免疫人口增多，病人經常以散發形式存在，此時決定流行姿態的已經不是病原體，而是人群的免疫狀態」；「流行數年以後，人群對它產生較普遍的免疫力，發生了病毒的自然選擇作用」。
我們通過閱讀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年譜，也可以看出來，當時有很多60歲以上高齡領導人（當時平均壽命不過57歲，60以上算是高齡），有重感冒久治不愈的記錄，並且一位還專門從外地請來中醫給治療，更加證明這場疫情的傳播是很廣泛的，就像本次疫情中，很多外國政要也感染了新冠。
2.發病持續時間、重症率和死亡率。上海金山患者勞動力持續缺勤天數6.2天，如果每周有一天休息日算，那麼患病天數為7天左右；山東衛生防疫站的統計，平均每個患者缺勤約5.4天，其中23%的患者在10天以上；昆明軍區軍人平均缺勤則為4.4天。與疫苗普及後的新冠病情持續時間也基本相同。
瀋陽軍區搜集到19386例確診，其中住院治療的重症患者2080例，重症率約10.4%；上海金山衛全部感染者約1587人，其中重症158人，重症率近10%。
山東省衛生防疫站和上海第一醫學院還對觀察樣本的死亡情況做了詳細統計。山東九個公社5439個確診病例中，死亡人數為31例，死亡率約0.57%，其中4歲以下兒童9例，60歲以上老人16例；上海金山2105例感染者中，死亡人數25人，絕大多數也都是兒童和老人。總體死亡率在0.6%—1%之間，與印度死亡率差不多（加爾各答確診149.6萬病例，死亡1055人），符合發展中國家正常死亡水平。
所以，1957年流感初始階段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略輕於本次新冠疫情，但是由於本次疫情中疫苗的普及，以及醫療水平的提高，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大大比1957年流感降低，並且消滅了兒童感染者死亡的現象。就當下來講，新冠疫情的危害力，已經大大低於1957年流感。
3.政府應對措施。當時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國，採取了積極措施應對這場大流行。衛生部發起了第一次全國流感工作研究會，並且專門成立國家流感中心，作為防控檢測和指導單位。
我們可以根據北京市防疫情況，窺知當時政府的防疫措施：
第一，市政府在3月20日緊急發布《流行性感冒防治措施》；
第二，市愛國衛生委員會發起宣傳教育，介紹流感常識和應對辦法，防疫部門對公共場合進行消殺；
第三，對人流密集的電影院、劇場暫停歇業，營業的影院、劇場，也嚴禁售票給1米身高以下的兒童；
第四，實行「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的方針，發熱的學生如果家住市區就回家休養，農村學生集中隔離治療；
第五，加強疫苗研製，1958年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成功研發了滅活疫苗，當年接種1.2萬例。
但是，政府並沒有採取封城或大規模限制人口流動的做法。其實這時候，已經基本實現經濟國有化以及合作社化，城市戶籍和供應制度亦業已建立起來，政府控制人員流動的方法遠遠比現在強大，但是政府採取了以確保經濟秩序優先的策略，採取了跟國際通行的防治措施。
（三）
中國在1957年大流感的經歷告訴我們幾個道理：
1.新冠疫情並不是中國遭受的第一次全國性流行病，我們在50年代公共衛生條件不好的時候，尚且都能克服一般的流行傳染病，為什麼現在條件已經改善了百倍千倍，就不能呢？
因此，我們應該加強應對病毒的自信，一方面要重視防疫，保護人民健康，另一方面也不能過於恐懼，看成一個過不去的坎。很多東西的危害性，不是在於事物的本身，而是我們自己如何對待它。
人類多數時候都無法消滅病毒，用積極的態勢選擇適應和共存也未嘗不是辦法。人類雖然很難做到在病毒傳播的萌芽狀態將其消滅，但是可以通過增強自身免疫和適應能力，讓病毒不再對人類產生致命傷害。
2.一旦病毒走出國門，傳遍全世界，那麼一個區域內或者一個國家的清零往往也是很難奏效的。因為，病毒傳染鏈條是極其強大的，物理封鎖只能在理論上講得通，但是實際上是封鎖不住的。1957年的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是幾乎是斷裂的，但是疫情仍然以跟當代社會流行病差不多的速度傳到全世界，而後國外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又反撲到中國。
在當下中國與世界的緊密聯繫中，人員和貿易往來比當年密切千倍、萬倍，從物理上切斷傳染源是極其難做到，即使做到的話，也要付出不成正比的代價。並且一旦病毒「全球化」，經過迭代變種，其毒性也會大大降低，這是當時公共衛生學就已經論證的東西。
3.我們要以開放性、積極的心態防疫，即一方面不能麻痺大意，實行一些自媒體所謂的「躺平」政策，另一方面一定不能干擾社會的正常秩序，不能干擾經濟的正常發展。
因為，對人民生命產生威脅的不只是新冠病毒，更起基礎決定作用的是經濟和社會能否正常運轉這些因素。如果經濟滑坡，人均收入減少，政府衛生公共開支減少，乃至過度防疫擠兌醫療資源，會帶來更嚴重的生命損失。這是直接性的，並且還會抑制生育，帶來間接性的生命損失。
以上是對中國1957年流感的研究，希望能對21世紀的抗疫有所啟示。
參考資料及注釋：
注釋—：對於這場流感首先從貴州爆發，學術界沒有什麼爭議。比如，當時大流行時，蘇德隆等學者就明確提出「亞洲新型流感產生於我國」；中國疾控中心研究組的論文《 1957年流感大流行的流行病學概述 》也認為這場流感從中國西南開始大流行。
1 許世厚：《1957年春瀋陽軍區部隊流行性感冒的流行病學分析》，人民軍醫，1958年3月號。
2.勞偉寧：《蘭州醫學院1957年3月流行性感冒爆發流行病學調查分析報告》，蘭州醫學院學報，1959年第一期。
3.山東省衛生防疫站：《山東省1958年流行性感冒流行情況調查》，山東醫刊，1959年第12期。
4.上海第一醫學院調研組：《亞洲甲型流行性感冒的流行調查與臨床觀察》，上醫學報，1959年第5期。
5.某部衛生防疫檢驗所：《1957年—1959年昆明流感流行病學調查及防治措施 》，雲南醫學，1959年第3期。
6.陳榮光：《20世紀50年代北京市流感疫情及防治工作》，北京黨史，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