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更換帳號，都有熱心讀者建議：不用吊死在這一個平臺上，可以去外面寫啊，那樣更自由。有的讀者甚至很貼心發來教程，要如何出牆，下載什麼軟體，什麼平臺上發表會更好等等。
每每看到，我雖然嘴上一邊說謝謝，一邊說我試著學學，但從來沒有付諸過行動，關於為什麼不到「外面」去寫，我思考過很久。
這是一個關於母語與母國的問題。
最直白的原因，當然是出於恐懼，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即便勇敢，也只能小心翼翼的勇敢，我所熟知在外面比較活躍的文字工作者，之所以可以活躍，是因為他們本身就在外面，已經脫離了母國，他們不會因為表達自由而被母國為難。
恐懼之外的原因，是關於表達的立場和思考的角度是否會因為地理位置的不同而產生變化？關於表達的對象是誰，表達者希望通過這樣的表達，與受眾建立怎樣的聯結？
的確，在母國，我們的表達總受限制，我們帶著母語逃亡，從語言上，我們變成了「異鄉人」，在外面，我們的表達空間更廣闊，可以更加自由的使用母語，但在地理上，我們又變成了「異鄉人」。
在母國，我們可以更在地的感受面前發生的一切，這裡的善與惡都是那麼具體，那麼映入眼帘，連帶著的，憤怒也會更具體，同情也會更具體，希望也會更具體，絕望也會更具體。在外面，地理上的疏離感要麼讓這些感受更淡薄——因為母國的人某種程度上已經不算我的「同胞」，要麼會讓這些感受更劇烈——因為我知道，我的文化，我的血脈，都在那片土地。
我親眼見過所謂在外面表達的表達者，滿心都是對曾經的同胞的鄙夷，也親眼見過另一些人，身在海外，每當看到母國的悲劇，他們的悲痛和想要盡力幫忙的意願，絲毫不比母國的人少，但這些悲痛和意願，往往又不能傳達到母國。
如果說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那麼必定要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異鄉人，就是母國為中國且用中文表達的表達者的宿命。
這好像是某種悖論，離開了母國，我們可以使用母語做我們希望做的，更加有意義的表達，但那些意義感，至少對我來說，卻又和我的母國緊密相連。
去外面表達，或許可以更加酣暢淋漓，但表達的受眾也被隔離了，想要看到這些表達的人，必須有能力越過防火牆，而有能力翻越的人，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相對清楚自己想要什麼，或者說他們可以在外面看到更加豐富的東西，不缺我一個。
但最令我最開心的，不是一個早已清楚一些東西的讀者跟我表達同感——這些讀者大多有能力翻牆，而是看到一些讀者對我說：「謝謝你，讓我知道了以前不知道的東西。」這些讀者有上初中高中的弟弟妹妹，也有年逾五十的叔叔阿姨，我想大言不慚的說，我覺得我有一種責任，即便在母國只能磕磕絆絆的使用母語，但能夠影響一兩位沒有能力接觸外界的人，已經足夠讓我喜悅，對我而言有重要意義。
如果說有一天，連一點空間都沒有了，那就沒有了，說不會難過是假的，但我知道，我曾留下過一點什麼，儘管微弱，可螢火也是光。
如果真的到了那種時候，或許我們每個人更要把母語好好保存住，那時，母語的寫作，母語的表達，唯一受眾就是我們自己，要用母語記憶一切，用母語「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十年動亂中，木心先生被關進監獄，就在獄中，他繼續偷偷寫作，那些手稿，密麻麻，正反面寫滿。寫完後，縫在棉褲內層，日後帶出來。他為誰而寫？不為誰寫，更不可能發表，不可能被看見——他為自己寫。他只為寫作而寫作。在絕望的環境中，他讓母語陪他一起玩。當他失去尊嚴，失去安全，幾乎失去一切，他靠母語寫作活下來，他說，他是「一個字一個字把自己救出來」。
木心先生對文字是這樣一種態度。這是一個中國人對母語的最高態度，這種態度是文學的，美學的，內心的，精神的。
在那種關頭，我們和母語是互相救贖的關係，我們靠母語自救，也在拯救母語——拯救母語不要被「宣傳」汙染，不要被「新話」扼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