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021年通過ZOOM對Wang Zheng老師所作口述訪談，最新發表於臺大婦女研究室主編的《婦研縱橫》第117期，特此轉載。
(為啥要取這樣的標題，為啥名字要用拼音，大家可以體會一下我此時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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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美國密西根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學及歷史學榮休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學博士。出版的英文專著包括《尋找國家中的婦女：中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革命（1949-1964）》（加州大學出版社，2017 年）和《中國啟蒙時期的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加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合編的英文譯著、編著有《鄉土中國》（費孝通著作英譯）、《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和《毛澤東時代成長的中國婦女》。中文專著包括《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和《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年），並編著了若干女權主義與社會性別研究文集。此外，王政以中英文發表了多篇期刊論文。
王政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通過學術方式踐行女權活動，推動中國女權學術與社會性別學的發展：1999 年合作發起中國的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科建設專案並擔任顧問；2002 年首創三校合辦的婦女學學位班（密西根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華女子學院），培訓高校師資；2005-2019 年間在中國創辦復旦／密西根大學社會性別研究所（2019 年被撤銷），培養了一批從事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的大學教師和研究生。2021 年，王政教授從密西根大學榮休；為紀念王教授榮休，訪談者陳雁教授以遠端 ZOOM 會議的形式，進行了口述訪談。
有關王政教授的更多資訊與出版資訊，參見其個人主頁：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採訪者：陳雁
訪談時間：2021 年 3 月 10 日
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掌握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
1968 年，我到崇明農場插隊的時候才 16 歲，是那種上課時在課桌下讀小說，不認真學習的小孩，從來沒想過將來會做學者。到農場後，在哪本書裡讀到一句話，據說是馬克思說的：「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應該掌握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就這樣開始下決心要讀書。
1971 年，我被農場選中去參加廣州交易會，作為講解員介紹上海郊區農村所取得的成就。有一天，我們展位來了一個白人，過來問了一個問題，我當然是一個字也聽不懂。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華人走過來用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對我說：「他在問你：『虹橋機場在哪裡？』」這件事情讓我受了很大的刺激。當時想，他是資本主義社會出來的，他會說英文，但我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青年卻不會，這不行，我也要學英語。當時的教育是說我們這一代人是要搞世界革命的，那作為青年怎麼可以不懂外語呢？我就產生了要學英語的念頭。回到農場後不久，正巧，為了準備尼克森訪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開始英語廣播教學了。我第一次向父母開口，要求給我買個半導體收音機，然後就開始自學英語，利用中午吃飯和午休的時間，拿個小凳子坐在床沿邊跟著廣播學習。那時住的是茅草棚子，聽廣播又沒有耳機，全連隊立馬都知道了。學英語的王政在農場被大家當成了神經病和笑料，因為當時連大學都沒開放呢，跟外國人有點啥關係都可以被打成裡通外國，你學英文幹嘛呀。可是我並沒有放棄，自己認準了是對的事情我是不管旁人如何看的。
1977 年聽說大學要恢復招生了，我非常想上大學。可是文革開始時，我只是初中二年級學生，數理化都不行的，怎麼去跟人家高中生拼啊？幸虧我學了這點英語啊！後來我能被上海師範大學外語系錄取，就是因為招生老師發現我的英文成績不錯，外語系就把我搶過去了。畢業後我就留校當了英文老師。沒過多久，福布萊特基金在上海外國語學院辦班，幫助培訓教美國史的師資，我們系也有一個名額，我堅決爭取去學習。培訓結束的時候每個人都要寫一篇論文，題目自選，我就選擇寫美國職業婦女。經過這個培訓班，我對美國歷史產生了興趣，覺得美國發展真快，我想要了解美國怎麼能在 200 多年間就變成了一個富強的國家，我要去好好地讀一讀美國歷史，把人家這個 200 年怎麼變富強的訣竅學到手，學會了回來把中國也變成一個富強的國家。就是懷著這種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決定去讀美國史。
去美國前，當時擔任美國史學會會長的劉緒貽教授通過進修班的一位同學聽說我在研究美國婦女，就向我約稿，寫美國婦女運動史──他正在主持編寫一套美國史的叢書。為了這本書，到了美國以後，我就向歷史系提出要學美國婦女史，了解美國婦女運動是怎麼搞起來的。1985 年，我到美國學歷史的時候，他們已經都在用gender、race、class 三個最基本的分析範疇來書寫歷史了，從研究方法到研究對象都與中國史完全不同，激發了我極大的學習興趣。讀碩士期間，我完成了劉緒貽教授的約稿，就是我後來出版的《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1。
社會進步需要有良知的人們投身社會運動
因為在美國學美國婦女史，所以同學們基本上都是小女權（年輕的女權主義者）。剛到美國的時候，我還有種優越感，中國當時同工同酬、產假等都比美國領先，所以我就特別同情美國婦女，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而她們知道我是從社會主義中國來的，也想聽我講。當時從我這個城市婦女的個人經歷來說，招工、招生、就業等確實沒有受過什麼性別歧視，到哪兒都是被培養提拔的對象。我剛到美國的時候就是這樣講社會主義中國的，講我們中國婦女怎麼怎麼平等，但後來美國婦女史讀得多了，跟她們接觸多了，我才醒悟到不該那麼自滿的。讓我反省的這個契機，我後來寫在一篇叫〈心智的選擇〉的文章中 2。
我們系的美國同學愛聽我在中國的經歷。我跟幾個女同學講，有一次擠公共汽車啊，小偷偷了我的錢包，我就盯著他，叫他把我的皮夾子交出來呀，小偷害怕了，就把皮夾子丟出來了。美國同學聽了說：「你好勇敢啊。」過一陣聊天我又講到擠公共汽車的事了，告訴她們說也有煩惱的時候，就是經常會碰到那種下流的男人啊，在你身上摸來摸去的，那時候你就逃啊。美國同學一聽馬上眼睛睜大了，問我：「為什麼上次對付那個小偷你那麼勇敢，面對性騷擾你就要逃呢？」當時我還從沒聽說過「性騷擾」，就只好說：「我覺得那種事情很羞恥。」美國同學追問我：「為什麼你會感到羞恥啊？」這讓當時還完全沒有社會性別覺悟的我，開始懵懵懂懂地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對了──原來我們的婦女解放還有很多沒涉及到的問題、沒涉及到的領域，對這些我們都還不覺悟。
這時候，我開始覺得我自己有很多東西需要認真去學習、去反思了。我一直以為我們是解放的、是先進的，可這時才發現自己連「性騷擾」都不知道，還要逃避，還覺得這種逃避、這種羞恥感是正常的，那說明我這個「已經解放了的中國婦女」的思維是很有問題的，其實是沒有擺脫男權文化觀念的掌控，無意識中深藏的「貞操」觀念還在左右著我，我需要拋開居高臨下的心態，去認真了解美國女權主義。因為這一件小事情我開始反思，看問題、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樣了，很多過去習以為常的事情，用女權主義的分析概念去看，就會有不同的理解。對我來說學習美國婦女史，是自我升華的過程，也是改變思維方式的過程。
當然，最初學習美國經驗、學習美國為什麼變得富強的那個夢也就被拋棄了。我在學習美國工人運動史、美國社會運動史、美國文化史的過程中受到了很大教育，各門課的老師都在解構主流歷史敘述，讓學生們看到美國走過血淋淋的擴張之路，歐洲殖民者怎麼佔領美洲大陸的。女權主義、婦女史以及社會運動歷史等課教我們怎麼把被遮蔽的歷史，把那些被邊緣化群體的經曆書寫出來。從美國史到婦女史的學習，對我是刻骨銘心的改造，學到了分析的方法，批判性觀察事物的角度。一年的美國史學習就把我轉變了，我看到美國發達的歷史是掠奪印第安人的歷史，是搶奪土著土地的歷史，是把非洲人抓過來做奴隸的歷史。資本的原始積累是極其殘酷的。我到美國學習的 1980 年代，奴隸制早已廢掉，獵殺印第安人、拐賣非洲人做奴隸這些血腥的歷史早已絕跡，但為什麼美國大學還在講這個呢？為啥教授們還在揭傷疤呢？美國的歷史學者讓我們看到，在每一代美國人中間都有一批有良知的人，是他們努力推動社會進步。
學美國史讓我看到了，到 20 世紀70、80 年代，已經有很多具體的政策法律來規範、糾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種種流弊，來追求社會的公正平等，但這一切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什麼自然規律，而是由每一代的人在具體的抗爭中努力出來的。從廢奴運動、女權運動到民權運動，還有工人運動，每一項進步的法律、公共政策都是由這些有良知的人在推動，不斷地挑戰許多荒蠻的作法，才使得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沒有停留在早期弱肉強食的狀態。看清了美國歷史上每一個進步都是由社會運動推動的，我就開始對社會運動感興趣了。對有良知的人投入社會運動，讓資本主義社會變得有人道精神，邊緣群體對公平公正的追求被納入法律和體制實踐，對這些歷史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我的著眼點也不再是如何讓中國變得富強，而是希望做一個有良知的人，通過行動來推進社會的發展，來抗衡全球資本主義過程中權勢集團對邊緣和弱勢群體的剝奪。我立志要做有良知的獨立知識分子。所以說美國史的學習給我打下了作為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學者的堅實基礎。
「五四」女權激勵我前行
碩士畢業後，我就想轉向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因為與碩果纍纍的美國婦女史相比，中國婦女史在美國學界則是剛剛起步。我剛進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的時候，我們系只有兩位教中國史的教授，當我學完美國史，正要申請讀博士的時候，好消息突然來了，曼素恩（Susan Mann）調到我們學校來了，她是在美國做中國婦女史的開拓者之一；作為一名女權主義學者，她的使命很明確，是要來培養做中國婦女史的年輕學者，我真的很幸運。開始的時候，我博士論文想寫中美婦女運動的比較。美國、歐洲的婦女史可以寫得非常深入，因為普通人家裡閣樓上可能珍藏著祖母、曾祖母的日記、情書等很多非常私密的東西，許多後人捐到圖書館檔案館讓研究者使用。我就想當然地以為也可以這樣來研究中國的婦女運動和女權歷史。
我回到上海後就去問上海圖書館、上海博物館：「你們有沒有收集婦女的日記、書信啊？」結果人家以為我有毛病了。人家說：「我們這裡要收集日記的話，那就得是孫中山的、魯迅的日記。」我這才恍然大悟，中國的主流史料徵集機構是不去關注女人尤其是普通女人的歷史資料的。
我想也許通過口述訪談來搜集歷史資料更為現實，於是便開始尋訪老人。幸虧我有個朋友，她哥是文史館的，一聽我要找老人就樂了，說我們這兒啥都沒有，就是老人多。我太高興了，後來我的訪談對象基本上都是從文史館裡找到的。我採訪了這些老太太后非常感動，因為在訪談這些老太太之前，我對她們那一代人是毫無知識的。訪談後我非常震驚：原來我們的歷史上有這麼一些了不起的女性啊！她們的實踐努力，就像陸禮華說的是「新女性」的努力，她們對自己的身份界定很明確：我們是「新女性」，就是要衝破一切障礙，來建造一個新的中國、新的文化。她們做的事情，也讓我非常感動，陸禮華辦兩江體專時才 22 歲，她組建了中國第一支女子籃球隊，整支球隊都穿運動服，她讓隊員們穿翻領短袖衫、穿短褲，在當時簡直是驚世駭俗啊。為此，陸禮華受到了很多攻擊和委屈，小報諷刺她讓女子「袒胸露臂露大腿」有傷風化。聽了她的敘述，我就想多虧了她的努力，不然我們到現在還要穿著長袖、長褲、長袍去打球遊泳呢。
我們今天享受的每一個方面的進步，都是由前人勇敢地闖出來的。還比如我訪談的女律師朱素萼，她對我說：「我們女人就是要爭取女權，不然哪有男人主動給你女人權利的啊？」一位 93 歲的老太太對著我講這種話，太讓我震撼了，當時我還不敢稱自己是女權，只敢說我在做婦女研究。在完成這些訪談的過程中，我把一切包袱放下了，變成了一個無畏者：要是今天的我還害怕宣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那就是對不起她們，就是加入了主流對她們的遮蔽；要對得起先輩，就必須不顧一切障礙，往前推進女權事業。有好多次我結束訪談騎自行車回家的路上，都是熱淚盈眶，流著眼淚騎回家，心裡就想，我一定要把她們的故事講出來！在我寫作之前，沒有人知道她們的故事，她們大部分是在城市的女權主義者，1949 年以後沒有了社會運動的空間，所以除了她們的同輩很少有人知道她們。我當時的想法就是：無論如何要把她們的人生故事寫出來，這是我一個歷史學者的使命。
回到美國後，我去見曼素恩，跟她說了我在上海的研究，一方面我為自己的訪談收穫很激動，但同時也很忐忑，因為它已經完全偏離了我最初的設計，我也完全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訪談材料做史學博士論文，沒有這種先例。曼素恩說：「你先把口述訪談的文字稿用英文轉錄出來，給我來看看再說。」在我把稿子交給她之後沒幾天，她約我見面，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去見她時，在她辦公室門前，她手裡拿著厚厚一疊訪談稿，滿臉興奮地說：「王政，這就是你的博士論文！」
「九五世婦會」催生中國的社會性別研究 3
這篇博士論文我半年就寫出來了。那個時候我已經有兩個孩子，我兒子不到五歲，女兒不到三歲。我請姐姐來美國幫我看孩子，自己就沒日沒夜地寫。我為什麼要這麼趕呢？因為這是 1995 年，我要趕回中國參加「九五世婦會」。我們的組織——海外中國婦女學會也報了一個非政府組織的論壇，要在夏天回北京去參會，我就必須在世婦會之前完成論文 4。
我們這一代留學生，到美國的時候年紀比較大了，常常有一種使命感。1989 年中國留美學者史學會在洛杉磯開年會，鮑曉蘭聯絡了一批中國女留學生組了一個專題討論。我們一共七個人，都是做各類婦女研究的，在那次會上見面後就非常投緣，決定就不散了，這就是海外中華婦女學會的誕生。我們當時的目標是在婦女研究方面做溝通東西方的橋梁。不久，我們得知了第四次世婦會將在中國舉行，非常興奮。
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是有歷史感的，覺得這是我在中國推進女權的一個機會；我得趕上這班車，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在世婦會籌備期間，我們海外中華婦女學會集體努力出版了一些介紹女權主義的書。如鮑曉蘭主編的《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5 ，介紹當時各個學科領域中的女權主義學術，我在那個文集中的文章，是介紹後結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運用在美國的中國婦女研究領域。還有譚競嫦和信春鷹主編的《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彙釋義》6，我們學會成員每人提供幾個詞條，我寫了 gender （社會性別）和 feminism （女權／女性主義）。我要求寫這兩個詞條是因為當時我正在修改《女性的崛起》書稿，對這兩個概念在書裡就有闡釋。
在我完成於 1988 年的初稿裡，我選擇了「社會性別」作為 gender 的譯詞；在 1993 年的修改中，我根據中國婦女研究界的需求，在書稿中增加了對 gender 這個女權核心理論概念詳細介紹的一節，所以寫這個詞條不需要另外去做研究。至於把 feminism翻譯成女權／女性主義，是因為我們學會不同學科背景的成員對這個關鍵字的翻譯有不同意見，所以作為折衷，也作為對中文兩種譯法並存的認知，就在詞條中用了這麼個合併詞，目的是告訴讀者，英文只有一個詞。後來我對兩個不同譯詞做過歷史溯源的梳理 7。另外，《社會性別研究選譯》8 是我和天津師範大學杜芳琴老師合作主編、學會成員集體參與的，所有人的報酬都很低，其實就是義務勞動。後來聽學者們說這本譯文集在學界的引用率很高，主要是因為當時還沒有什麼介紹社會性別理論的跨學科的學術譯作。
早在 1993 年，我們就跟天津師大有個合作的研討班。當時全國各地的婦女研究者都希望從我們這兒了解國際上有什麼成熟的理論、概念、成果，所以我們就成了媒介，我在那個班上簡要地介紹了社會性別的概念。在天津辦班的時候，許多與會者天天到我們房間一聊聊到三更半夜才散了，有一天當時的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所長陶春芳也來參加，她問我：「馬克思主義婦女觀解答不了現在的好多問題，你們看看西方女權主義有什麼理論可以解決我們現在這些問題？」我回國前還有些顧慮，怕給我們扣「西方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帽子。但到這個研討班上，看到大家的熱情，尤其是看到婦聯幹部都敢這麼說，要學習西方女權主義理論，還認為社會性別理論很重要，我就放心了。那本《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就是在天津班的激勵下，我明確了以介紹女權核心理論概念為己任後，挑頭做的集體專案。就這樣我開始做培訓、翻譯研究論著，以及寫作介紹社會性別理論，把精力時間全部投入其中。
那時來找我講社會性別理論的高校非常多，我一直都在各地做普及版的講座，我們辦的短期的師資培訓一般不到一周，全國各地的師資培訓每次都要從 ABC 講起，時間一長，這簡單重複的工作我就受不了了。要推動一個學術領域的發展，我們必須增加投入來培養一些青年學者，讓她們能夠在女權主義理論、女權的學術知識方面比較深入些，不能停留在 ABC 層次上。我就想選擇一些有培養前途的年輕學者，給她們比較長時段的培訓，讓她們能夠成為這個學科領域的帶頭人。這就是為什麼後來我們先是在中華女子學院做了三個寒暑假的首屆婦女學學士學位班，後在復旦大學做了連續三個暑假的社會性別研究博士課程班，和其他一系列研究生培訓班。
在把產生自西方的社會性別研究介紹到中國的過程中，我常常被問到如何本土化的問題。在我眼裡，這其實是個偽命題。在過去一個世紀裡，中國一直在接受西方的思潮，學習西方的各種人文社科理論，20 世紀的中國人一直經歷著西方的思潮、文化概念的洗禮，中國文化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就是女權主義也早在 20 世紀初被引進，其理論和實踐產生的社會文化變革成為構成中國近現代歷史不可分割的重要內容。今天提本土化的時候要看所說的本土到底指的是什麼、在什麼具體社會歷史背景中提出的？今天中國學術界會有人去質疑馬克思主義是否與中國本土有關係嗎？為什麼一到女權主義理論，就要給它貼上「西方」的標籤來排斥呢？這背後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運作？折射的是何種焦慮呢？歸根結底，社會性別理論是分析解剖社會性別以及多種等級結構和權力關係的利器。只要中國男尊女卑的社會性別等級制度存在一天，這套分析方法就是有效的、就不過期。
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開拓性研究：為馬克思主義加入性別維度
完成博士論文後，1996 年開始我就著手準備寫第二本書。這原本應該是我的第一本書，是我一到美國就想寫的書。我想寫什麼呢？ 85 年我到美國時出版市場還是由冷戰話語籠罩，中國人的英文寫作只要講文革迫害，講社會主義中國有多可怕，就都能成為暢銷書。但我覺得那種把社會主義時期描寫成一片黑暗的寫作是迎合美國主流的片面表述，我也可以講講自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經歷，我最想寫的就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普通女人，比如我周圍的鄰居們。
博士學位拿到以後，只要回國有時間，我就去我家以前住的裡弄，去採訪我的老鄰居們，準備寫一部社會主義的社會史。我申請到的研究經費就是支持我回中國去做田野，來寫社會主義的社會史。我開始做訪談，也去上海市檔案館查檔案，那時婦聯的檔案從 1949 到 1966 的是可以查閱的，我都看過了，常常很感動。看到50 年代初期上海市婦聯主席章蘊用漂亮的字體親筆寫給副市長劉曉提批評意見的信，我好敬佩這些早期的女共產黨員，有學識、有才幹、又勇敢。基於這些檔案研究和訪談 50 年代的婦聯幹部，我發表了好幾篇關於婦聯繫統的論文，在學界首先用了「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socialist statefeminism）這個詞來界定進入國家政權機構為了婦女利益不懈努力的女共產黨員們。如果你今天在谷歌上搜索socialist state feminism，跳出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 2005 年發的英文論文，這個概念就算是我最早提出來的。
我是在對裡弄婦女們訪談的時候才發現了黨內女權主義者的存在。我訪談我的老鄰居時才聽說了 1949 年後婦聯幹部在城市發展基層組織的經歷，老鄰居裡也有敘述參加婦代會的經歷。她們告訴我說：「婦聯找我們開會，她們就說，姐妹們，我們要翻身，要爭取男女平等。」我一聽，這不是女權話語嗎？通過訪談和看檔案，我發現這幫子婦女幹部真的好女權啊，所以就開始一篇一篇地寫她們了。
但是書的寫作還是拖了很長時間，受實踐工作的影響推遲了我自己的學術研究著述。但這也有好處，作為一名學者，我們有必要參加社會實踐，只有參加了社會實踐，才能看清楚周圍形形色色的人，這些對於我們研究歷史是極有幫助的，能夠有效地幫助我去理解歷史上各類人物處境和應對方式的複雜性。更主要的是，我研究婦聯繫統的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從事的女權行動實踐密切相關。對於做中國當代史的學者來說，歷史和當下是纏繞在一起的。我的檔案研究、訪談和我的女權實踐都有機地融合在一起，為後來那部英文專著《發現國家中的婦女》做了較紮實且獨特的學術準備 9。
博士畢業後一直沒找教職、一心在中國推進女權事業的我，在 2002年還是進入了密西根大學婦女學系任教。這是因為路斯基金會願意支持我回中國推動學科發展的努力，但這基金會只贊助在美國機構內的人，於是要獲得這筆專案經費，我就不得不找個美國單位，進入美國的學術體制內。1994 年就已邀請過我的密西根大學婦女學系恰在此時向我遞出橄欖枝。在推動婦女學科建立的過程中，美國的女權主義學者們開始意識到要去美國中心化，不能把美國婦女的經驗普遍化、自我中心。婦女學系希望我去教中國婦女史，同時也通過我在中國推動學科發展專案，讓美國教授和學生有機會參與了解中國。系領導主動提出我每年只要一半時間用於教課，另外一半的工作量允許我回中國繼續我的實踐活動。這種特殊的安排在美國高校真是極其難得，是我的幸運。於是我決定在密大任教，每年兩邊跑，繼續在中國辦師資培訓班、召開國際研討會等。
我的第二本英文專著從 1996 年開始做田野調查檔案研究，直到 2016 年才完稿出版，拖了 20 年。拖 20 年也是有好處的，因為這 20 年間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許多事物的認識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我為什麼要去開拓這個研究領域呢？社會主義是在19 世紀反對資本主義的大背景中產生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最早在歐洲產生，就提出反對資本主義對工人的剝削，歐洲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非常關注女工的權益，她們把女工的力量帶入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陣營中，工人階級不是只有白人男人。我們熟知的國際勞動婦女節、8 小時工作制、產假等這些都是歐洲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率先提出來的。今天全球都在資本主義的籠罩之下，而有色人種婦女在當今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又是遭受最殘酷剝削和壓迫的一個群體，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從 19 世紀就開始對資本主義提出很多批判，在今天依然有效，所以我對那段歷史就特別感興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活動中的權力關係及其對人的深刻影響之批判是有力的，但他想像的無產階級是白人男人，我們今天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概念中加入社會性別的維度、種族的維度。
我們今天的女權主義者有必要來研究了解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的遺產，社會主義政黨給我們留下的教訓在哪裡？尤其是關注當年那些女權主義者們投身社會主義的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這些革命運動給我們留下了哪些經驗教訓。我在密大參加了一個全球女權主義的訪談專案，現在口述訪談已經做了一百位了 10，包括世界各地的女權主義者。各個地方的女權主義者的經歷都不一樣，但在千差萬別之中又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最突出的一個共同點就是，當婦女投入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或革命時，基本上都會被男人利用，男人需要你的時候就歡迎你參加，但等他掌了權，就把你扔到一邊去，不再關注平等的權利了，更不想和婦女分享權力，這是具有普遍性的故事。所以，我們女權主義者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自己的獨立性，可以聯盟合作，但是永遠不能喪失我們自己的主體性，自己的獨立性。不能再心甘情願地把自己放在從屬的地位，不管是社會運動，還是婚姻家庭，都是如此，這就是我研究女權主義歷史，研究她們的經驗遺產，得出的結論。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依然有效，我們今天要提高警覺性，不要重蹈覆轍。
結語
「重新發明車輪毫無必要，在我們已有的基礎上建造會有效更多。」這句話來自歷史學者 Susan Groag Bell和 Karen Offen 為一本史料集所寫的序言 11。她們兩位是我在史丹福大學時的同事，1983 年，她們合編了兩冊史料集《婦女、家庭與自由》。在挖掘歷史資料的時候，她們發現，原來今天在討論探究的內容、感到困惑的問題，一個多世紀以前的先輩們都討論過了，因此非常感慨，寫下了這句話。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對此也很認同。對歷史了解越多，感慨就越多。我們需要學習中外女權運動的歷史，看看前人已經做了什麼，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對女權主義前輩做過的事情產生一些興趣，這樣可以讓我們今天的行動更有效，而不是從零開始。如果不了解歷史，就會產生很多問題，前人的經驗教訓我們都無法借鑑。
更重要的是，了解歷史可以使我們保持一顆平常心。對前人做過的事情越了解，自己就越不會自大，因為知道了有很多傑出的女權先輩在我們之前做過那麼多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今天做的跟前人相比沒什麼可以自大的。除此之外，歷史讓我們看到，今天我們享受的一切平等權利，每一個方面的進步，都是前輩的女權主義者作出無數的艱辛努力才獲得的，這些權利在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是有權勢的男人恩賜的。這種了解能讓我們有深深的感恩之情。「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對我來說，只有以自己畢生的女權行動來延續前輩開創的女權歷史，才能表達我對前輩的感恩。
訪談後記（陳雁）
這篇訪談是我跟王政老師通過ZOOM 線上完成的，因為疫情我倆已有兩年多沒見面了，那天線上一口氣聊了三個多小時，尚意猶未盡。訪談結束時，我好像才突然意識到跟隨王老師幹女權事業，居然一晃已經二十年了！
跟王政老師相識於 2001 年夏天，那一年剛剛博士畢業留校任教的我，誤打誤撞地參加了哈佛大學在復旦舉辦的社會性別研究暑期班，第一次聽到「社會性別」這個概念，有種醍醐灌頂、突然開竅的感覺，在這之後，我義無反顧地跳入了婦女史研究的這個「史坑」，開始離開自己熟悉的近代外交史研究領域，不僅一門心思做婦女史研究，也在復旦歷史學系教婦女史、教女權主義理論。
記得在暑期班的最後一日，有位高個子、濃眉大眼的女老師突然叫住我，跟我說：「2003 年是《女界鍾》發表一百周年，《女界鍾》當年是在上海出版的，復旦歷史系有沒有興趣主辦一次國際學術會議，來紀念和回顧百年中國女權歷史？」叫住我的就是王政老師，她「潛伏」於暑期班在尋找合作夥伴呢。雖然那時的我從未聽說過《女界鍾》這本書，但被暑期班挑起來的性別研究的熱情，被王老師的提議煽得更旺了，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口應承。正是王老師的這一提議，開啟了接下來 20 年我跟隨王老師學習，一起合作推進中國高校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科建設的徵程。
在王老師的指引下，我很快完成了《女界鍾》的點校工作，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了《女界鍾》。好事多磨，因為 SARS 爆發，原本應該於2003 年舉辦的「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延期到第二年。這場國際學術盛會讓我、甚至讓復旦歷史學系大開眼界──原本以為婦女研究是十分小眾的學術領域，結果這次會議卻吸引了來自亞洲、美洲、歐洲和大洋洲，四大洲、十個國家與地區的 120 餘位海內外學者，共有 64 篇論文在大會發表，還吸引了一批青年學者和研究生們來參會旁聽。
在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中國的婦女解放與女權主義在以往的研究和表述中是被截然分開的，正是通過這次大會，我們成功地搭建了歷史的連結，把過去一百年間中國婦女事業的發展置於全球女權主義的歷史背景下來展開討論並重新評價。在這場學術會議上，除了學者們熟悉的發言、報告等環節，我們還引入了紀錄片觀摩、話劇演出、參與式討論等形式，會議不僅是對過去一百年中國女權歷史的回顧與紀念，更是成功地實踐了用女權主義的理念組織開展學術活動、構建婦女與性別研究學術網絡。這次大會的成果對於中國性別與婦女史研究的意義是持續的，大會發表的中文論文於 2004 年在復旦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 ，會上 8 篇論文在 2006 年作為Gender & History 雜誌的專號在英國出版 。
從這開始，我與王政老師的合作就「沒完沒了」。2005 年，利用密西根大學校長訪問復旦討論兩校合作的契機，我們成功地推動了在復旦成96立兩校聯合的社會性別研究所，雖然這是一個沒有辦公場所、沒有官方資金、沒有人員編制的「三無」研究所，但以這個「三無」研究所為基地，我們折騰成功了一系列的創舉：2006-2008 年間，中國第一個社會性別研究博士課程班在復旦舉行──這個班的學員和助教如今已有知名的學者教授，也有省級婦聯副主席；2009 年，社會性別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又在復旦舉辦，規模更超 2004 年的會議；「社會性別──學位論文寫作中的有效範疇」研究生暑期研修班，先後在復旦舉辦了四年，我們沒有收過研究生們一分錢的培訓費，費盡心思組織國際化的培訓師資，還送上獎學金和推薦信；「復旦—密西根大學社會性別譯叢」先後出版了《社會性別與社會》、《男性研究》和《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一批美國名校的教授應邀來復旦歷史學系講授社會性別史研究相關的課程……王政老師的神奇之處在於她有永遠消耗不盡的幹勁和革命鬥志，她非常有策略地推進這些工作，並總能在關鍵的時候找到經費來支持這些工作。這中間大概有 10 年，我的暑假都被這些工作佔滿，也曾覺得苦不堪言，但今日想來，最受益的就是我和我的學生們啊！正如前面訪談中王老師所說的，學習的過程就像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過程是痛苦的，但學習之後，不僅能練就一副火眼金睛，還能實現個人的脫胎換骨。
曾經受益於王政老師的，當然不止我一人，對於高校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師資的培育，王老師始終傾注全力，所以每當有青年教師、研究生們求助於她的時候，她一定會慷慨提供幫助。作為婦女與性別史研究者，我們要解構的是人類歷史上造成性別不平等的社會與文化機制，我們要挖掘的是女性在歷史上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這些都要求我們不能枯坐書齋死讀書，不只要關注現實社會變動中的社會性別關係，讓歷史與現實產生對話；還應主動投身於社會改造的行動之中，讓學術與實踐互為影響。
70 後的我與 50 後的王政老師相比，讓我自慚形穢的除了智識不及、學問不如外，革命幹勁更是遠遠趕不上，為女權事業奮鬥不息的使命感已經深刻地烙印在王政老師的生命中。這種使命感來自於她所研究的「五四」新女性們的激勵，也汲取自社會主義女權前輩們。在中國女權主義代代相傳的事業中，很慶幸有王政老師在 20年前拉我進入這個「史坑」，有王老師這樣的前輩激勵我前行。我也想說：繼續堅持女權主義學術研究，延續一代代前輩們開創的奮鬥歷史，是我們這代人的使命。
1 王政，《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2 該文收錄在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 1995 年，聯合國在北京舉辦了世界婦女大會。
4 王政的博士論文修改後於 1999 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Textual Histories。該書中譯本《五四女性：口述與文本的歷史》電子版可在王政的個人網站下載。
5 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三聯書店，1995）。
6 譚競嫦、信春鷹主編，《英漢婦女與法律詞彙釋義》（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
7 參見〈序言〉，收錄於王政、高彥頤主編，《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翻譯歷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
8 王政、杜芳琴主編，《社會性別研究選譯》（北京：三聯書店，1998）。
9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49-196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10 密西根大學的「全球女權主義專案」的所有訪談都有影音紀錄和訪談文字稿，包括中國的十幾位女權主義者的訪談，是女權主義比較研究非常珍貴的史料。請見：https://sites.lsa.umich.edu/globalfeminisms/
11 Susan Groag Bell and Karen M. Offen, eds., Women, the family, and freedom: The debate in documents (Vol. 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