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輯註：由於部分牆內社交媒體將「同性戀」「LGBT」等詞彙設為敏感詞，用戶代之以其他詞彙，如本文中使用的「通訊錄」一詞。常見代詞還有以「給子」指代男同（gay），以「Le」指代女同（lesbian）等。
看到有人轉發這樣的視頻，據說是，一群社會青年，在鄭州人民公園報復、圍攻通訊錄。
這是他們施暴過程中的雙方對話：
打人者：「你是1不是？你是男同不是？給你一次機會，你要不說，打死你！馬拉個幣，說不說？」
被打者：「不是。」
打人者：「不是？不是？你媽不是？」
被打者：「別打了，中不中？」
最後一人還說不是本地人，只是路過，就被劈頭蓋臉，一頓痛打。
編劇汪海林此前曾在微博裡說：
也曾寫過一篇文章對其進行駁斥：霸凌、毆打無辜的人，多年來不以為恥，反而洋洋自得？回應汪海林的暴論。
此前很難想像，很難相信在今天仍然會有這樣的暴行。
而它就這樣發生了。這是有組織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不以為恥反而自己拍下視頻留下證據。從他們的穿著，說話方式可以判斷這是一群「社會人」。
為什麼他們會毆打、圍獵同性戀？
恐同暴力的根之一是「異性戀霸權」，當他們自認為自己主流、正確，就會對少數、不一樣的一切都加以攻擊，從而鞏固自己的正確和正統。這些打人者，甚至還會每天以愛國為標榜，整天叫囂著武力收復臺灣。而在實際生活中，都是失意的邊緣人。
同性戀者常常被貼上各種負面、不實的標籤（如「不正常」、「有病」、「道德敗壞」、「和愛滋病高度相關」等）。當下的媒體也從不報導性少數的積極陽光的一面，而是長期將同性戀與愛滋病等負面標籤關聯，形成「符號暴力」。這些汙名化將同性戀者「非人化」，為歧視和暴力提供了所謂的「理由」。
施暴者往往有高度僵化的性別刻板印象——認為男性必須陽剛，我們的文化中，也存在著非常嚴格和狹隘的「男性氣概」標準。同性戀男性(尤其是被認為「陰柔」的)常被視為對這種男性規範的背叛或挑戰。很多人害怕同性戀，特別害怕成為同性戀，同性戀在他們眼中是絕症、是傳染病，絕不能招惹，遇到了就要切割、甚至報復。
一些男性可能通過攻擊同性戀者（特別是被認為「不夠男人」的）來試圖證明和維護自己所謂的「男子氣概」，消除自身可能存在的「不夠男人」的焦慮感，或是在群體中尋求認同。這是一種基於恐懼和脆弱的暴力。
而更可怕的是「循環暴力」——有些施暴者本身是性少數群體，通過攻擊同類來轉移自我厭惡。一些對同性戀者施以最激烈暴力的人，自身可能潛藏著未被承認的同性吸引傾向或性別認同困惑(內在恐同)。他們對自身感受的強烈恐懼和厭惡，可能外化為對公開的同性戀者的極端仇恨和攻擊行為。
在類似鄭州施暴者的這些群體(如幫派、部分青少年群體)中，對同性戀的敵意可能是群體規範的一部分。個體為了融入群體、獲得認同或避免被排斥，即使內心未必有那麼強烈的仇恨，也可能參與或默許針對同性戀者的欺凌或暴力行為。當群體中有人發起攻擊時，其他人可能出於從眾心理或害怕成為下一個目標而加入，形成「圍獵」的局面。
尤其是，在社會經濟不穩定、個人挫折感強烈或存在其他社會矛盾時，邊緣群體（包括LGBTQ+群體）常常成為被指責和發洩憤怒的對象。有人預言中國將重蹈日本的覆轍，出現「失落的三十年」，當下經濟下行、失業增多，將社會或個人問題歸咎於「異類」，是一種簡單化的心理防禦機制。攻擊同性戀者成為一些人宣洩不滿、轉移自身失敗感或無力感的方式。鄭州事件可以說是這種苗頭初現端倪。
當下，中國大陸尚未有完善的反歧視法律，在執法過程中，可能未能有效執行同性戀者權益保護，，施暴者可能覺得可以逍遙法外，助長了他們的氣焰。很多受害者會陷入自責。大部分受害者不敢報警，覺得丟人，怕暴露自己，也可能因為害怕報復、不被信任或遭受二次傷害而不敢報案。
當法律缺失或執法不公時，相當於默許暴力。
如果你或你認識的人正經歷恐同暴力：
安全第一：儘量避免正面衝突，儘快離開危險環境;
尋求支持：聯繫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支持LGBTQ+的社群組織（比如出色夥伴、彩虹暴力終結所）。你並不孤單。
保留證據：如果可能，記錄下事件經過、施暴者特徵等。
報警：在安全的情況下，向警方報案。保留報警記錄。
尋求心理支持：經歷暴力會帶來創傷，專業的心理諮詢師可以幫助你處理這些情緒。
性取向是人的自然屬性，同性戀不是病，不是錯，更不是罪。每個人都有權在安全、不受歧視和暴力的環境中生活，無論其性取向或性別認同如何。消除針對LGBTQ+群體的暴力，需要對暴力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對待性少數的態度是一個城市文明程度的標尺。鄭州這座新興的網紅城市，佔據中國之中、中原之中、中華文明之中的獨特區位優勢，在這一輪城市營銷中風流盡顯。希望有關部門能夠依憑這些證據，按圖索驥，儘快調查，並對打人兇手嚴懲。不要讓一小撮暴徒給鄭州的城市形象抹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