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幼兒園發生鉛中毒事件，官方通報了中毒的原因，是幼兒園園長一班人買了彩繪顏料，稀釋後做成食品讓幼兒與老師「服用」。這個毒源的官方認定，發了通報，但沒有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民間各種推測，惡猜鉛中毒事件另有隱情。
對於圍繞中毒事件的種種揣測，有的沒的，無法評論其真假。但有一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那就是「官方通報」被人們甩在一邊，不受信任，它不僅沒有平息輿論事態，反而成為佐證，被用來證明某些不利於官方的推測，官方通報引導輿論的能力將至冰點。
在此前不久發生的某個事件中，我們發現了官方通報陷入類似的情形。本以為能讓輿情降溫的通報，反而造成輿論的二次爆燃。通報所代表的官方立場，再怎麼深文周納，也很難顧全大局。通報在輿論前勢單力薄，這讓人想起新聞在通稿前的舊模樣。
還有更多的案例意在證明，在我們不得不面對的通報時代，以官方通報為核心建構的輿情應對模式，已經走過了其興盛期，效期愈發短暫——事實上，每一次通報都將通報本身逼近絕境。通報不僅起不到平息輿論的作用，還發揮了擴大輿情的反作用。
官方通報與民間意見之間漸行漸遠，現在差不多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主要表現為，官方通報明知道社會疑問何在，可要麼自說自話完全無視，要麼蜻蜓點水不作解釋。民情民意對官方通報，也從翹首以盼權威結論，到現在的輕蔑對待，嬉笑怒罵。
官方通報的性質，已經不再掩飾，無法修飾和美化。構成通報的少量信息，在節選時就服務於既定的定性；通報要麼假惺惺道歉，要麼不道歉，要麼以「舉一反三」的空頭話草草結束。通報對大眾意見的遮蔽，對公權的隱喻，對輿論的升級從未如此直接。
我們被迫進入官方通報時代的信息格局，其代價是大眾媒體無限收縮其公共性，社會對真相的索取能力被無限制壓縮。在最近兩起通報之前，社會上確有迷信通報的短暫時光，那是新聞與大眾錯身的瞬間，現在的人們已經從「樂見新聞衰敗」的愚鈍中清醒。
事情已經壞到這個程度了，亦即：新聞媒體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缺席，即使不乏批評聲音，卻也不代表官方通報的說服力有絲毫的增加。大眾媒體所喪失的能力與信譽，再也不能讓通報有任何的自誇。人們已經接受了新聞匱乏的社會現實，通報也成為匱乏的一部分而不是超然於匱乏。
再用類似塔西佗效應來分析官方通報的無效，早就意思不大。實際上，政府對輿論的整體約束力不是變弱而是變強了，與此同時，通報作為官方意見、官方定性的代言角色，對輿論的引導作用不是變強而是變弱。大政府與大輿論以一種矛盾的狀態並存。
在這種態勢下，甚至於新聞媒體是否能發布真相，其必要性與重要性也都降低了。並不是說機構媒體以新聞的邏輯探尋、披露真相不重要，而是說輿論既然能僭越新聞，它為什麼不能同樣地僭越通報？尤其是當通報的目標變異後，它被輿論踐踏已是常態。
終於，在流變不居的輿論洪流下，政府官員與新聞記者的重要性都被一致地拉低了，某種意義上都變得不再重要（但不影響他們依據各自理解的意義行事）。他們的不重要，與真相在中國變得總體性不重要相輔相成，這是相當於說，辨析深淵及其鏡像變得無意義。
但與真相無法被新聞專業主義發掘、進而自覺羞愧不同，通報在輿論中的矮化與邊緣化，並不會讓體制內覺得道德有虧。後者對輿情控制的興趣不減，但在通報模式式微的前提下，即使他們意識到通報力有不逮，暫時也不甚焦慮或自感為力。
一個直接的原因是，通報不是孤軍奮戰，它的蒼白軟弱之後，還有其他的強制手段可用。這些霹靂手段可以即刻施壓輿論，截斷因通報升級了的輿論態勢。所以，即使在通報有用的階段，輿論引導之效也不在通報本身，而是其雷霆之後手。
種種顯而易見的「通報」之無能，多多少少能打破兩個人群的迷信。一方面是官方內部的迷信，認為通報一出，輿論立馬海晏河清；另一方面是社會大眾的迷信，將通報等同於真相。破除這些迷信思想，對真相或許無甚幫助，但對健全人格有益。
作為不得不長期處於此等輿論環境中的人們，最該樹立的一個觀念就是四個字「通報完了」：會有通報，但通報不過爾爾。它像是丟進一塘蛙鳴中的小石頭，影響力虛無，無所建樹。如此，方能在真相廢墟中不卑不亢，祈禱某種可能，穿越晦暗不明的真相周期。
【引用圖已經藝術家禿頭倔人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