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紀元的初創，來自一群不同世代的新聞人「出走的決心」——不自我約束，儘量寫應該寫的。
如果你從一年前開始看我們的文章，你應該知道我們想講什麼樣的故事——我們希望留下藍底白字之外的故事。我們的想法很簡單，既然事情很重要，我們就去到現場；既然我們在現場，我們不想對事實進行任何閹割和粉飾。
我們相信新聞的力量是讓人們看見彼此，也看見共同面對的複雜現實，在此基礎之上，建立同理與共情。
這個國家的人口是那樣的多，而說出來的故事，卻是這樣越來越少。仍然有很多這樣的時刻，讓我們看到新聞仍然重要。譬如堅持維權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見，一位跟她出身類似的企業管理層的讀者帶著鮮花來看她，而她驚喜地發現，她們也捎來了一位朋友的問候——而這位朋友，是激勵她繼續深造的社交媒體偶像。人生何處不相逢。
儘管沒有熱搜，警察的不期而至也會讓記者以這種哭笑不得的方式，證實了自己的新聞價值判斷。當越來越多的人自願或者被迫沉默，舊聞也成為新聞寫作的對象，記者們意識到自己被託付的記憶彌足珍貴。當記者有更多機會與採訪對象見面，而不是存在於社交媒體狹窄的對話框，她們得到了更多人對記錄工作的感謝。
今天仍然在意「新聞」，確實需要勇氣。人們早已經在社交媒體的瑣碎片段中留不下什麼可靠的記憶，何況事件總是裹挾過多想當然的情緒，從狹窄經驗出發的判斷，以及越來越多的對他人莫名的敵意。新聞也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新聞並不比其他信息更被信任，甚至因為無法取悅任何一方而陷入孤立；採集新聞的人也早已不敢奢望自己得到善意的支持，甚至時時在擔心網民的攻擊和當事人的反噬。
然而我們仍然相信做新聞是一件幸事。無論如何，上路去往遠方，關切他人的生活和苦難，在現場，觀察，提問，被回答，理解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公共意義，都是一種特權——在某一些被刻意原子化的社會尤其如此。這是學習之旅，也是成長之旅。幾乎所有的記者都相信，人們一定會關切他人的生活；一些沒有新聞背景的作者逐漸了解，新聞的意義在於，我們需要尋找不同的群體都能相對信任的客觀，那是社會凝聚共識的基礎。
所以，我們遵循十多年前的古老報業時代的傳統，請作者們回顧這一年，在現場，她們所見，所聞，所想。也許我們並沒有多大的力量改變這個時代，但是我們只鱗片爪地記錄它，留下一個初稿，部分地有了在漫長的未來，定義它的能力。
撰稿人｜陽寶
回到武漢：五年前沒有說完的故事
編輯｜趙小魯
今年2月，我原本去武漢旅遊。作為疫情開始職業生涯的記者，武漢街頭的一切都讓我想起五年前：原來武漢這麼大、武漢三鎮之間這麼遠，交通停擺的時候，那些醫護人員到底是怎麼去上班的？在九峰山烈士陵園門口，所有來看李文亮醫生的人都被當「不法分子」對待，必須上交手機和包包、填好身份證和戶籍信息、由專人帶領才能進入陵園獻花。
很多時刻，屈辱和難過混在一起，我的眼淚和五年前一樣多而容易。
五年前我是雜誌的實習記者，從春節到四月武漢解封，我都悶在家裡採訪，沒有休息的時間，在記者群和求助群裡，我們收到的海量信息、看到的東西遠比外界了解到的慘烈和絕望，那些信息讓你無法不關心武漢，無法停止為武漢所發生的一切感到憤怒。
在線上做報導的時候，我總是會想，有一天我會長大變成成熟記者，我會有能力在現場做報導。但之後的日子，作為新記者最有力氣、最需要現場鍛鍊的頭兩年都在封控中度過，社會編輯部一間間消失。很長的時間裡，我都在想自己為什麼運氣這麼差，為什麼我們的命運是這樣子的。關於做記者，我甚至沒有目標，只要做一個可以出差、可以採訪的記者就好了，我都不是要當什麼名記者或者偉大的記者，為什麼這件事這麼難？
從清零封控政策結束到2025年，又過了兩三年，搬了好多次家，離開機構媒體，作為自由撰稿人又送別了好多編輯部，一度覺得真的沒有地方再可以做報導了。
水瓶紀元一定延續了我可以繼續做記者的職業生涯。在水瓶，我相繼做了珠海撞人系列報導、潮汕商家閉門躲檢查的報導、以及武漢五周年的報導。和外界常常的反饋相反，我並不覺得這些題目敏感，它原本就在我們的生活裡。
我喜歡編輯在選題會上說：選題是沒有禁忌的，唯一要考量的是在發布報導時對記者和受訪者的影響。
選題是沒有禁忌的。這樣的目標實在太重要了，作為審查時代出生長大的記者，審查和禁令對我們的傷害遠遠不止不能刊發的報導和拿不到的稿費，而是會讓我們也在不知不覺中變成無法看清真實世界在發生什麼的人，哪怕我們要做提供事實的工作。
在武漢，我決定去見一些人，那些五年前的採訪對象們，或因採訪結識的人們，我始終無法忘記那段時間的絕望、憤怒、和一種後來少見的公民團結的勇氣。起初聯繫ta們時我很忐忑，我不知道大家還願不願意聊武漢疫情、或者會不會覺得在今時今日聊這樣一個題目是不合時宜的？（畢竟這個環境總是讓記者很心虛，我覺得我們是賊）。
好在我擔心的都沒有出現，許多人跟我見面，許多人願意接受採訪，收到很長的回信，說「一直把我當遠方的朋友」，五年前沒有講出口的話，她覺得現在可以講了。還令我非常意外的是，起初聊的時候，只有兩三個受訪者要求匿名。寫完之後，我跟每個人單獨確認，這不是一個溫和的稿子，大家都講了很多批評的話，你要考慮一下風險，結果還是有兩三個人願意實名。
過去做採訪，心虛變成沒有精力面對，有時候稀裡糊塗給採訪對象匿名，或者揣測對方不願意實名。我不知道是我長大了，還是風向真的又有了變化，我心裡也有一種猜測：會不會在信息更不自由的環境裡，大家比以往都有更多的表達欲望，也願意為此承擔責任。
剛剛開始工作的時候，許多媒體培訓的主題是「如何打開受訪者」「如何讓受訪者願意接受採訪」之類的。工作五年之後，我的策略完全發生了變化。前陣子，一位前輩問我，「現在做採訪還容易嗎」，我的回答是：「也許以前的社會裡有100個人都是願意接受採訪的，現在可能只有5個，但對於個人記者來講，我只要找到我的5個受訪者就可以維繫我的報導」，雖然這是我用來安慰自己做報導沒有那麼難的一種方式，但我也確實覺得，在今天，我的責任不是讓那95個人開口，（不願意說、不能講，這樣的恐懼總是像病毒一樣隱秘而又快速地傳播，我覺得我永遠跑不過病毒傳播的速度），而是應該去找到那還願意講話、願意做公共表達的5個人，努力把話筒交給ta們，擴大常識傳播的聲量，讓藏在暗處的勇氣被看見。
回頭看，如果要問，究竟是什麼讓我還留在這個行業，我覺得是「一直還有做報導的機會」，無論我進步再緩慢、有再多的困惑，只要還一直和選題呆在一起，經驗會越攢越多，困惑會被慢慢解決。只要一直還在場，經驗都是可以慢慢習得的。只是在場變得如此難，讓記者安心知道自己可以留在這個行業的機會越來越少。真希望我們可以一直在這裡。
（九峰山烈士陵園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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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LinChen
東莞造紙廠破產清算，數百名工人守廠自救
編輯｜落橙 趙小魯
2025年4月的一個晚上，我在接到線人爆料之後，第二天就去了東莞，順風車直達造紙廠門口。當時工廠大門開開合合，貨車進進出出，而工廠對面的小賣部門前，聚集了不少穿著工服的工人。
實際上，就在我去現場之前，東莞和肇慶兩家工廠都爆發了維權，數百工人在工廠門口，也有特警維持秩序，甚至有工人被短暫拘留。這雖然不算是全國性新聞，也算是不小的區域新聞，然而網絡上完全見不到相關的內容。要知道，可能就在十幾年前，社區媒體可是連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寫一寫的，但這樣的維權新聞在今天是無法被報導的。
其實，這也是我作為獨立記者常有的憂慮，那就是當這些新聞沒人寫的時候，你選擇去寫的時候，你總要說服自己，「這值得報導」。當新聞不再是「熱點」的時候，沒有熱搜，沒有輿論，甚至沒有人知道的時候，你還要不要寫？對待每一個選題，我都有這樣的擔憂，只能拿出十多年前在課堂上學到的理論，論證報導的必要性。畢竟，你不寫，這個社會從表面上看似乎很美好；你寫，似乎也很難改變這個社會。
但我常常想起讀書時候，自己曾在一次面試中說過的話，「就算我做這件事情，只能影響一個人，我也應該去做。」這個社會覆蓋著一層幕簾，即使知道背後暗藏危機，人們樂見表面的風平浪靜和簡單美好，而媒體要去掀開帘子，透出一絲亮光，讓哪怕多一個人知道這個社會的真相。
寫這個稿子，我雖然說服了自己，也覺得這不算特別大的新聞，尤其是我發現工人組織維權的能力挺強的，也迅速取得了效果。除了社會新聞的部分，我也加諸了一些國家經濟層面的分析，這使得新聞放到了更廣泛的社會脈絡中去。當然，稿件獲得廣泛的關注，有許多網絡評論，相信也給很多人等帶去了啟發。
但有意思的是，一個月後，地方政府和警察還對這個稿件進行一番調查，先後盤查了不少當事人。這非常諷刺，畢竟工人需要努力維權，才能拿到本就屬於自己的工資。但反映事實的稿子，他們調撥了更多資源，想阻止案件被傳播。
這樣的事件不停發生，但已經很難被關注了。如果沒有線人，我也不知道這個新聞，也就無從報導。這使得報導這樣的新聞的必要性增加了。沒有更多同題報導，更沒有過度報導，只有一篇報導，那我們更加需要去寫。
-附錄：5.14 CH派出所三小時記-
CH街道民警，lW分局警察，DG市三個警察於下午2點來到樓下，帶我前往派出所「談話」了解情況。唯有民警身著制服，其他便衣。
路途不遠，區區400米，一路上唯有LW分局警察客氣地展示他的警員證，兼同我寒暄幾句。
到了派出所一間調解室，隨即表明由DG來的三位警察與我談話，還進來一位年紀看似不大的女性，稱屬於DG市工會的人。忘記開場白是什麼，很快一位接近禿頂的警員開始說道，「我們開門見山地說，東莞一家造紙廠的工人舉報一篇稿子影響了他們的權益，向警方報案，所以我們來調查，你跟這篇稿子有什麼關係？」
隨即開始長達兩個小時的盤問，外加一個小時電腦筆錄問答。期間，我發現他們並不掌握太多信息，僅得知我x月x日、x日去過XXX街，並與一位公司中層管理打過電話採訪。就是這位受訪者「分享了」我的姓名和電話，令人意外，他本與這篇稿子的關係微弱。
僅僅是幫朋友伸張正義，出於友情、同情之心，為朋友整理資料、尋找當地媒體曝光（事實確實如此），「當然最後當地媒體不回應，信息被四散傳播，我也不知道被誰拿去當作素材寫成稿子了……」
經歷第三次「喝茶」，對警察的套路了熟於心。雖然現場說話還是緊張到口乾，意識從未如此清醒。「我們只是要如實了解情況，你不要攬事上身」「如果你說的話有虛構、偽造，你要承擔法律責任」「我們了解到的事實與你說的有出入，你這樣的態度很不配合」「當時吃飯（指我在x街與朋友和他父親吃飯）有其他人在現場嗎？司機呢？」
（編者備註：此處刪去作者手記458字，主要是約談和筆錄細節，刪去是考慮作者安全，特此備註是不想作者遭受過的不公待遇被抹去。）
本來就是一個地方小企業的「執笠」報導，還能以此跨城追問，真是荒誕不經。放在任何一個言論自由國度，這種報導只能說是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常規內容。一個公司從上到下五六百人受害，幾億元債務漏洞不去追責，跑來查一篇寫滿事實的「網易號文章」，可笑至極。幾位「警察」卻解釋，那是「經濟糾紛」，「他們沒辦法」。
下午5點，籤字畫押後，一位年紀大的「警員」還假惺惺地說「謝謝」。我沒有任何回應地出門走了。一路到與晚上跟朋友吃飯，都是心如止水的感覺。但終究不是一件尋常事，半夜還是影響思慮，難以入眠，腦中閃過無數隻言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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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樟子松
黑磚廠從未消失
編輯｜申林
我是一名新聞初學者，在水瓶紀元撰寫的稿子，讓我收穫了很多對於做新聞來說，或許很基礎的東西。一點點決心——在得知報銷標準後立刻規划行程，當晚就買好了周末的往返機票，完成了第一次出差、第一次坐飛機。一點點關於「現場的吸引力在哪裡」的感受——第一天去了磚廠所在地，各種新聞裡為人深惡痛絕的「黑磚廠」，實則坐落在當地幾年前新建設的省級「綠色建築產業園」中，靜謐潔淨。第二天拜訪受訪者的家，患有精神障礙的當事人主動問我來自哪裡，吃不吃香蕉，我說我來自東北。他頓了一下，嘟囔著說自己還沒去過東北，「很冷的地方」。我問他，在磚廠的時候想家嗎？他說，「每天都想，可是沒辦法」。
我太緊張了，來不及消化任何情感，直到坐上返程的火車，靠在窗邊，吃著受訪者買給我的（特別美味的）鍋盔，才開始感到難過和失落，在手機備忘錄裡一口氣寫了上千字的現場記錄。在這裡想要傳達的一個（或許很幼稚的）經驗是，不要相信自己的記憶力，但要相信自己對現場的感覺。在最初的備忘錄裡，我並沒有按照時間順序來寫，而是用腦海中各種視聽片段剪輯後、讓情節走向更流暢的敘事，順其自然地寫下來。最終稿件中採用的素材，幾乎和原本的記錄一致，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寫稿時的壓力。
最後很想感謝我的編輯老師，最初接觸到磚廠強迫勞動的議題時，我沒有任何思路，只會悶頭寫「故事」，完全不知道從哪裡追因。稿子的歷史縱深與個案的深度之所以成立，都來自編輯的建議，我只是按圖索驥罷了（所以最後的感受是，好的編輯真的很重要，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遇到特別棒的編輯老師！）
撰稿人｜劉壤歌
何以清白：歸國清華博士後之死
編輯｜滾木
在我的從業經驗裡，有社會、法治、財經、突發報導，如今，「藍底白字「的」通報時代」的確是我們面臨的現實，但在其他領域，企業、社交媒體博主也會發聲明、通報和說明，大多數媒體只做一件事——複製、粘貼、轉發，所以我會稱這個時代是公關時代——藍底白字是官僚機器的公關。
新聞和公關是不一樣的，公關是將單信源信息植入輿論的行為，而新聞，按照康德的話來說，是「勇於運用自己理智」的結果，是在可能存在的海量事實面前謙卑的努力。在網際網路的信息洪流當中，信息汙染藏身更深，觀點混雜甚至代替了事實成為觀念現實，繼而鞏固意識形態。我認為新聞從未如此重要，它不是一個內容容器，拒絕先入為主、被植入的事實和觀念，每一次報導都是從零開始，從有出處的事實開始，所以提供獨立可靠的觀察；不容納任何人的自戀，不許諾誰的被看到，所以才能看到所有人。無論是第三人稱還是第一人稱的新聞寫作都是複數。複數的事實從未如此重要，它讓人看到參差多態的生活邏輯，讓人心懷「鄰人之愛」。
過去的一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寫新聞爆料人吳強、清華博士後跳樓事件和旁聽士吳雲鵬。吳強和吳雲鵬都是最脆弱的普通人，但他們卻「僭越」了一個普通人的犬儒，為當地發聲，為法庭上的冤屈發聲。他們的故事並不精彩，有堅決，也有退讓。儘管我非常樂意寫這些珍貴的普通人，但總是苦於白開水一樣的講述，發出來後報導才有了意義——總還是有人為他們受到的不公留檔，讓他們做的事情受到公正的評價。清華博士後跳樓事件則讓我觸碰到一個體制內家庭在壓力下的無奈，他們夾在自己所在的體制系統、清華大學和不同的警察中間，不能為兒子的離世尋求真正的原因。這是一個真正的悲劇。而我似乎也成了這個體制內家庭的壓力，我寫的第一版稿件對他們並不友好，編輯和我在新聞倫理、客觀和專業之間反覆騰挪，最終讀者認為發布稿件可與「契科夫的《小公務員之死》」同比。讓我感到開心的是，許多讀者看到了這個家庭受到的壓力，也為這位博士後感到惋惜，儘管政治立場迥異。我想這就是新聞的意義，讓人思考、善良，恢復更寬廣的人性。
我的從業年限不長，很難來講應該怎麼做，但我認為應該堅持做普通人的報導。不過，故事也應該結合宏觀、脈絡觀察。趙冬梅教授說，這是一個知識碎片化的時代，但制定規則的人的知識一定是不碎片的，我認為我們應該提供不碎片的知識以便讀者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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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蝦蝦
追問天水幼兒園集體鉛中毒事件
編輯｜滾木
對於一名記者來說，「以通報為準」是終止工作的意思。不再追問，不再試圖還原複雜的現實，或是已採寫的內容，不再允許發布，越是臨近發稿，這種終止就越讓人窒息。這一年在水瓶紀元刊發的幾篇稿件，可能首先對於我自己有特別的意義，當我能完成原本被終止的工作時，這口氣被續上了，也開始相信我還能繼續做點什麼。
從一個讀者的角度，我也關心那些被通報遮蔽的人和事實。需要補充的是，成長過程中，我對更廣泛社會、更遙遠的人的感知，很大程度上來自電視新聞、報刊雜誌，我的「關心」也是被新聞訓練出來的。所以，當成為從業者後，我仍然覺得新聞很重要，可能有的形式變成了視頻、播客，但新聞本身不僅提供讀者關心的內容，也在提供一種關心的方式，站在更加公共的視角，看到個體。
在採訪中，受訪者也給我類似的感受。做之前覺得會很困難的選題，在採訪時意外順利，被噤聲的人其實也渴望被聽見，我很感謝他們的信任。稿件發布後，有的獲得一些討論，也有的只有零散反饋，但足以讓我知道，人們總是會關心他人，個體的故事和經歷會觸動另一個個體。
新聞生產是一項有專業門檻的工作，採訪、組稿的過程很需要編輯部，記者的成長也很需要和同行交流學習。我入行時間不久，和編輯一起工作時，獲得了許多之前沒有過的幫助和指導，個人而言，能做的就是盡力把稿子寫紮實，寫好看。明年還有想做的選題，希望能做的更好。
撰稿人｜山谷裡的蝴蝶
鉈沉入水底，正等待被遺忘
編輯｜萍哆
站在一年之末回顧2025年最深刻的事情，想起的卻不是那些讓自己連夜苦寫的稿子，反而是出發路上的體驗，甚至是被「逮住」沒能寫出什麼的失敗過程。
被當地人盯梢追車，還是新手司機的自己在山裡兜兜轉轉居然開到了目標廠房後門；大清早和大學生們排隊申請旁聽，硬生生熬了四五個小時，最終等到了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員破格讓我們進去，那是我第一次進到法庭，到現在仍感謝那位工作人員，讓我感到再嚴密的系統之內，總有一些鬆動。
戴錦華講電影時常用到一個詞叫「體認」，我一度覺得這個詞非常之掉書袋，不就是認識，不就是感受嗎？但幾次跑下來，才真正覺出差別來。
長久以來，我是無力的，好幾年的工作裡，我都是在做邊角料的工作，甚至與新聞無關的宣傳或者軟報導。於是乎，我能做的是在群裡「罵天罵地」，私下對一些稿子大加點評。直到有一次，自己在群裡瘋狂吐槽大半天，情緒消耗到疲憊，夜裡發現群裡一些同行已經匿名去到了現場，做出了報導。
我連夜翻了好久的聊天記錄，那些熱絡聊過的「同在、在場」讓我有種羞愧，我下定決心把當時提到的柴靜採訪聖戰分子視頻刷完，找到了那段她提到的自己不能旁觀，因為她是那個受過訓練的人。當晚，我把「自己訓練自己」寫進了備忘錄。
第一次出發來的很快，原因很簡單，離我很近，我想去看看，就當到場同在，然後再是半訓練著自己和路人們聊了會天，陰差陽錯拿到了不少信息，反饋給一位當時還不太認識的同行後，收到了非常積極的反饋，不到一下午，幾人組成小組，開始了分工合作，最後居然寫成了一篇稿子，這實在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同行經歷。_（編輯備註：此處是水瓶紀元珠海撞人事件第二篇報導面世的過程與原因：記者們的相互影響、毫無私心的跨媒體合作。）_我們辦了個小型聚餐，享受了一個暖洋洋的午後和夜晚暢聊。總有地方是溫暖的。你要去尋找它，有一天你也能溫暖其他人。
本質上，我是一個悲觀者，很多問題，仍沒有答案，很多事件，仍沒有下文，信息卻又是海量的，大家都在快速遺忘中度日，我從不敢說自己的小小報導有多大的意義能帶來，但至少對於我自己這個個體而已，它的確拯救了我的精神狀態，新聞仍是重要的。
我強烈建議女孩們一定要早日學會開車，拿到駕駛證後即便是租車也儘量練熟，它能讓你去到很多地方，不要把方向盤交給別人。不能出發的時候，安心攢點錢也不錯，每年留一筆「自我訓練」預算給自己，擁有多一點實實在在的底氣。
最近在看《潛伏》，不管未來是鮮花還是狗屎，跑出去，寫下來，戰士都是百鍊成鋼。如果有悲傷，盡情的來，但要儘快過去。我們總能做點什麼，我們要活的足夠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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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齊紀
跨省抓捕海棠作者案：一次沒有真正受害者的犯罪
編輯｜海沙
從實習開始到今年入行也有8年了，親身經歷和見證太多劇烈的變化，社會的、行業的，入行之初所看到的那種報導、感受的那種行業氛圍和對專業主義的追求，如今已經所剩無幾。如果在今天還要說新聞對我的意義，我的回答是人，是中國社會中具體的人、鮮活的人、複雜的人、願意敞開心扉的人、作為個體的而非集體的人，是因為還有這些人的存在，還有人願意開口說話，我的工作才可以繼續。
新聞報導在這個時代仍能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它還在創造人與人的連接。蘭州警方抓捕海棠作者一案，也是因為這種連接才得以有報導空間，事件最初作者們在社交媒體上發聲，緊接著有律師、學者、公眾接力討論，很多律師伸出援手，才有了非常大的關注，即使面臨非常大的政治壓力，作者、律師和學者仍然勇敢地接受了採訪，我們站在一起完成了這次報導，這是今年中國社會少見的有行動力和活力的社會動員，我也通過這次報導結識了一群仍在做事的同行記者和律師們。很欣慰的是，一些作者的案件有了比較樂觀的結果，她們也恢復了正常的生活，但案件波及的作者人數比較多，我們尚未能了解到所有人的情況，7月底時，一位作者發文籌集近30萬的罰金。
安徽和蘭州警方對海棠作者的大規模抓捕，激起了很多人的憤怒，這件事關乎的不僅僅是某個小眾群體的權益問題，而是所有人的自由和權利，包括寫作自由、言論自由、性幻想自由…..同時事件也暴露了當地警方對法律和網文創作的無知，以及保守落後的觀念。警方也是由具體的人構成的，我記得採訪律師的時候，她提到除了法律問題，我們還要看到這些警方觀點形成的社會文化土——他們為什麼會認為耽美文學會危害社會，他們對於LGBT人群的看法，都是值得我們關注的問題。
復盤6月份的報導，我認為仍然存在遺憾的是——在言論自由報導框架的基礎上，未能突出性別視角。耽美作者以年輕女性為主，被抓捕的大多是女性作者，而抓捕者以男警官為主，審訊過程存在大量的性別偏見和歧視。此外，十多年來，公權力對耽美作者群體的打壓從未停止，也能從中看出父權對女性創作、女性性自由、LGBT人群的態度。我們需要看到，這不止是一個言論自由問題，也是一個性別問題，就像在探討社會革命時，我們也必須思考清楚女性的革命在什麼位置。
對於新的一年，我仍然抱有一個樸素的信念，只要有人還願意說話，我和記者同行們的工作就會一直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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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羊毛
父親工傷斷指後，我見證了法律的灰度
編輯｜滾木
我不是全職寫作者，寫作經驗局限在非常個人化的表達上，在寫作自己稿件的過程中，專業的編輯指導，一來有在不斷鼓勵我的表達，表達需要過程和練習，二來也有在指導我深入挖掘和描寫個人情緒背後的所見事實，站在儘量客觀的立場去呈現一個完整的故事。
我也很感謝編輯支持了我對一些不確定事情上的猶豫，並幫助我潤色文本，比如過於主觀描述事情的程度、相關方的反應等等，在更有張力的文字效果和尊重事實之間選擇了後者。
對我來說，新聞的意義是讓人們看到不同視角的真相，而不是只有一種或者少許被主導的視角的敘事。
撰稿人｜夜鶯
高舉海盜旗的尼泊爾Z世代：從街頭運動到政治再造
編輯｜木楠
其實很久都沒寫過這樣的報導了，上一次還是2022年的伊朗頭巾革命。
剛知道尼泊爾這件事的時候，我想到的也是伊朗。兩次起因完全不同，但我心裡那種迫切想要記錄些什麼的心情是一樣的，我想要回到一個現場。
再一次碰相關的選題，感覺自己這幾年像蛇一樣，蛻下了一層皮。
我還記得，22年的我是懷著怎樣的憤怒重新開始寫作，又在寫作過程中痛苦地發現，自己已經把一些東西完全內化，所有文字會在腦內穿過兩次。
其實當時沒有任何人要求我這樣做，也是在這個不做自我審查的團隊裡，我意識到即便自由真的來到，我也未必能夠接得住。
那時候，我才覺得自己開始明白赫塔·米勒的意思。她說：「我總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給人民『詞』的意義，我也意識到語言本身不能作為抵抗的工具。語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純潔。」
所以又寫了幾篇後，我停筆了。休息是必要的。
我知道，疫情後我需要的就是想清楚和療愈。一整年，除了論文我什麼也沒寫。我想要確定我還想不想要寫，想要寫什麼，以什麼方式寫，哪怕只是作為愛好。
顯然，我找到了我的答案。
做尼泊爾這篇稿子，讓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受訪者。
這是我們第一次做英文採訪，難免緊張。第一天採訪的是Aneem，他的女兒對我們很好奇。採訪中途，女孩隔著屏幕害羞地和我們打著招呼。過了一會，她換上了來自印度的傳統紗麗，興奮地給我們展示。這種純然的信任，讓我們開始相信，自己能夠做好。
後來的兩位受訪者，與伊朗那篇文章也有些淵源。Koan提到，正是看了那篇報導，他才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在採訪快結束的時候，他說：「這兩周裡，我差不多八九次採訪，這一次可能是最有互動性、最有意思的一次。」而記者Bibek告訴我們，他之前就讀過那篇文章，在他還在上海的時候。
我和22年的大家，在那個節點上，因為想要做些什麼、說些什麼站在了一起，彼此通過文字產生了連接。這些連接又把我帶到了現在，在這個過程中又和新的好人一起繼續做事。
去年剛回國時，我在日記裡寫：
「我的心在過去的轟炸後像是被拉高了閾值，以至於對很多事在這裡發生都能產生一種毫不驚訝的情緒。或許是麻木，但也不像，我依舊難過或者憤懣，只是我對一切的結果不再抱有期待。但我還是會去做，因為不做什麼都不會改變。」
如今的我，依然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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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李桂芳
比亞迪撞向十堰重慶路小學，多名學生和家長死傷
編輯｜滾木
通報中，官方回應的常是重大突發事件。區別於十年前、二十年前各家媒體的爭相報導，現有媒體礙於不可抗力，報導公共事件的頻率和深度均更小。僅存的十幾家調查向、監督向的機構媒體肉眼可見地以年為單位衰落。選題難過，出差不易，報導易斃，有些事件甚至連通報都沒有，完全不容許媒體報導和公眾討論。公民知情權及媒體對公權力的監督被大幅侵害。在這樣一個通報時代，新聞才更珍貴。
發生了什麼事？事情何以至此？有哪些系統性或行業性漏洞？大型事件中各涉事方應承擔何種責任？個體悲劇背後有哪些結構性問題？當局是否在著力調查？ 受害者有得到妥善安置和應有賠償嗎？通報有時只會一筆帶過，連基本情況都未告知。
提供報導和通報的主體不同，發表目的不同，呈現內容亦會不同。一些記者視角下的觀察不會出現在通報中。記者需要在場，事件需要被看見。在冗雜的、未被核查的、易消散的線下和線上訊息中，記者能/應找出並梳理有價值的，需被關注到的事實、問題和邏輯，向相關方問責。對於未發布通報的事件，報導也能督促官方和涉事方儘快回應公眾。
我接觸的很多受訪者未能像香港大埔火災中的人一般，可以接受社工的心理援助，有權獻花、成組織地哀悼，在成群的鏡頭前自由表達。面對Ta們的往往是監視、噤聲和恐嚇，仿佛犯錯的是Ta們。如無報導，這些人該如何被看見？部分受害者該如何維權？
以隨機傷人事件為例。近幾年，此類惡性事件的高發頻率已是無法迴避的問題。公眾往往會陷入恐慌，受害者和目擊者尤甚。在有限的做稿經歷中，一個主觀感受是，愈來愈多的人在試圖尋求一份解釋，認為事件應該被「爆出來」而不是「遮醜」。在短視頻平臺，我看到一張張憤怒、痛苦、堅忍的臉。來自各地的人們試圖發聲，直率袒露或隱晦表達，臉龐轉瞬即逝。
一位讀者說，在一味噤聲和只準許通報出現的環境下，「我們該如何表達自己的同情與悲痛？」公眾總有途徑得知某時某地好似發生了某事，由此引發的情緒不會消失，只會在未來某個時刻爆發，很可能導致更難以預料的後果。
某種程度上，記者也在為未來的人寫作，為歷史留底稿。即便通宵趕出的長文一夜覆滅，世界的某個角落或許仍留有它的痕跡。
期待未來在水瓶紀元產出更多有價值的報導。新的一年，祝同行者們自由、勇敢、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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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張燚燚
一名富士康資深女工的抗爭記
編輯｜滾木
最初認識小芳是因為關注工廠女工的性別問題，她曾就被性騷擾一事公開發聲呼籲工廠和婦聯正視問題、改善女工處境。建立聯繫不久後，就聽說她被富士康「丟」了出來。
一年多來，見證了她從文字到視頻，從私人帳號到公共場域的持續發聲。也聽說有不少媒體接觸她，但往往沒有下文，或行文傾向於聚焦「女工自考成人本科」或「基層女性如何自我託舉」等話題。
恰逢那時了解到更多像小芳一樣的工人遭遇工廠的系統性逼退，幸好有水瓶紀元願意關切勞工維權，才有機會發出這篇文章。發出後，有更多媒體記者、短紀錄片拍攝者接觸小芳，但往往在「報題」處卡住，又沒有了下文。
文中有引用郝正新律師的一句話：「她的整個維權過程窮盡了一個勞動者所有的合法手段，透視了在中國的勞動者維權各個環節的困難。」擁有話語權的大眾媒體將基層勞動人民的的維權事件視作洪水猛獸或可冷靜旁觀的選題，也是如小芳一樣的工人群體在支持系統缺位的情況下會遭遇的困難之一。11月，深圳另一個工廠的員工就全廠取消加班（五天八小時、只拿基礎工資）發生大規模罷工事件，再次佐證這並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的事件。很多現場我們無法一一去到，但新聞也不僅只關乎宏大敘事，在尋找一個路徑來報導一些難以走向大眾的問題時，也可以嘗試通過個體的敘事來表達普遍的工人處境。
文章發出後，雖然並沒有就此改變小芳的遭遇，但有來自不同圈層的讀者願意去連接和關注小芳，並成為了她的「重要她人」。一篇報導如果可以破除僅是同溫層的互相看見，讓不同處境的人通達彼此，至少產生了新的際遇和可能性。這依然是新聞能夠鼓舞人心的時刻。
最後更新一下文章主人公之後發生的故事：8月中旬，小芳起訴富士康案件一審結果顯示敗訴，小芳上訴到二審。10月中旬，友玲與前公司就非法解僱一事的仲裁開庭，11月末，友玲仲裁勝訴，但很快得知前公司提出了上訴。近來，兩人正在幫助另一位剛被工廠解僱的女工收集證據、提起仲裁，一邊準備和等待各自的一審和二審。她們的戰鬥還沒結束，希望大家未來可以多多關注。
（堅持維權的富士康女工小芳的故事被看見，一位跟她出身類似的企業管理層的讀者帶著鮮花來看她，而她驚喜地發現，她們也捎來了一位朋友的問候——而這位朋友，是激勵她繼續深造的社交媒體偶像。人生何處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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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索尼克
「不可抗力」面前，日本樂迷與廠牌的失落和迷茫
編輯｜趙玲玲
2025年在水瓶紀元寫作的稿件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失去」。
創作者失去創作的自由，在審查紅線下被閹割、噤聲；居民失去了不被打擾的權利，與蚊子纏鬥，運動式治理讓防疫又一次淪為「政績表演」；有人失去了旅行、看演唱會的權利，被迫取消航班、門票，為國家姿態買單；普通人失去了知道真相的權利，街頭的聲音被更宏大的口號替代。
作為新聞從業者，我也在不斷「失去」：報導口徑收縮，新黃色新聞（編輯備註：新黃色新聞，也有學者稱為「消遣型新聞」，指網絡短視頻平臺上的一類短視頻。這些視頻的形式基本固定，主要記錄瑣碎新聞或生活趣事，缺失新聞基本要素。）泛濫，「爛尾新聞」不斷，有時連我自己都忘了，上一次關注的社會事件後續如何？
藍底白字通報時代，如果無法改變什麼，新聞還有什麼意義？我相信每一個新聞工作者都處於這樣周而復始的天問中，我也帶著這樣的自我質疑度過了又一年。
在今年12月，最後一篇稿件中，我寫了因外交風波被迫取消的日音演出。一位樂迷在採訪時對我說，日音市場太過小眾，連「失去」也顯得人微言輕，他知道報導無法改變什麼，但還是謝謝我「願意記錄下來」。
採訪結束的當晚，我聽著濱崎步的《love song》，在手機備忘錄中寫下「捍衛我們的個體生活，如果無法捍衛，那就記住它是怎樣消逝的。」
我想這是新聞對我的意義：去看見、記住並珍惜已經失去的，即使無法改變，但我還在場———我看見了，我看著呢。
感謝在水瓶紀元寫作的這一年，我把我認為重要的東西「自由」地記錄下來，我想記住這種自由，它生而應得，但來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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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胡安
失聯藝術家下落：陝西榆林警方行拘20日
編輯｜路那
離開機構媒體幾年了，仍然自詡為媒體人。有時朋友介紹我，還會刻意加上「獨立」二字作為前綴，仿佛自帶荊棘與榮光。我也曾把自己發起的行動主義內容平臺稱作「獨立媒體」。但「獨立」究竟是何意味，我此前其實並未深究。
民國《大公報》的「四不」辦報方針，如雷貫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然而，「客觀中立」從來都是新聞業的「神話」，在今日的政治環境和輿情生態下，面對大量信息審查和汙染、意識形態對立和偏見，「意見的自由市場」即使存在也幾近失效。我們不能不正視自身的信念，思考如何將想要倡導的進步價值，融匯在以事實為基礎的報導中，其核心使命仍是公共監督和問責。
今年帶給我最大身心挑戰的報導經歷，無疑是小壕兔「汙染」事件，以及次生的藝術家堅果兄弟、策展人鄭宏彬「被尋釁滋事」行政拘留一案。關於早年氣田鑽井泥漿填埋的「汙染疑雲」，早在2019年堅果兄弟「農夫山泉」展覽引發大量媒體介入時已有詳細報導，但當年的官方調查僅處理了違法排放廢水的煤礦企業，小壕兔鄉政府層面則指「不能判定死亡人員死因是由環境問題導致」。中石化華北分公司一度被責令停止鑽井、全面自查氣田開採中的泥漿和壓裂返排液處置情況，後續卻並未對外公布詳情。在此三年前，陝西省環境督查巡查工作領導小組在查辦相關舉報後，亦曾通報否定小壕兔鄉水汙染與天然氣開採的關係。媒體熱潮過去後，十年間就地掩埋的泥漿池仍是原封不動。
這次回訪緣起於小壕兔村6組村民反映本村近年已成「癌症村」的「求助信」。在走訪多位重症村民、訪問了解氣田開採和排放近況、實地繪製氣井與村戶距離地圖後，堅果兄弟和鄭宏彬策劃執行了「舉白旗投降的羊」藝術行動，而我也全程同行參與其中。事後得知，兩人行政拘留被釋放前兩日，還曾被榆林公安密集提審、追問我的情況。
在他們被拘留的10天內，我連日寢食難安，一邊擔心他們有被轉刑事的風險，一邊又深深焦慮和自責於自己無法拿出稱職的長報導——我掌握的材料，並未超越以往報導；汙染與疾病關係的不確定性，也是此類事件的通病，很容易被政府搪塞過去。我甚至不確定，這樣一篇稿件是會為他們正名，還是被當地曲解為「不實信息」「造成負面影響」的「同謀」。我第一次直面行動者和報導者身份邊界的張力。
那時為我帶來慰藉的是哲學家朱迪斯·施克萊的書《不正義的多重面孔》。她認為，在「不幸」和「不正義」之間難以劃出一條穩定、嚴格的邊界，它往往和我們的意願和能力有關，是否站在受害者的立場採取行動。「我們之所以需要這一區分，不只是為了理解自己的經驗，也是為了控制、約束會使我們的安全與保障陷入險境的公共層面的危險根源。」
對「藝術即媒體」的方法深信不疑的藝術家，比我們更好地履行了「傾聽受害者主觀的不正義感」的公民責任，而沒有輕易地掉轉過頭去。與他們站在一起是水瓶紀元堅定不移的選擇。雖然長報導未能問世，但「藝術家被行拘」的消息稿得到大量轉發，更是短暫地被騰訊新聞加入精選推薦至首頁，湧現了大量支持藝術家、質疑地方政府「打擊報復」的「活人評論」。每憶及此，我便對身處如此逼仄的媒體環境仍心懷希望。
（活人評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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