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劉虎先生借用我們申請的公眾號「高倍鏡」發表文章，並由此引來了一場官司的話，我想我大概永遠也不會意識到：在他的身邊，還站著一個九零後的年輕人、巫英蛟。
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只有劉虎。
就是那個在公共輿論場裡，被反覆點名、反覆圍獵，卻始終沒有真正退場的人，相比之下，巫英蛟這個名字，安靜得幾乎沒有重量，像是附著在劉虎身後的一個影子。
直到那通電話。
第一次和巫英蛟通話，說實話，完全超出了我的想像。
電話那頭的聲音很輕，很軟，帶著九零後特有的溫潤與克制，沒有網絡世界裡常見的鋒芒，也沒有我下意識以為會有的「江湖氣概」。
那一瞬間，我甚至誤以為電話那頭的人是個女孩子。
後來想想，這種錯覺並不奇怪。
在一個長期被憤怒、對抗和高分貝佔據的公共空間裡，我們太容易把「堅持」、「硬氣」和「擔當」，想像成另一種粗糲的聲音。
但巫英蛟不是，他的表達平穩、耐心，甚至有點過分禮貌，卻並不退讓。
那是一種很少見的氣質，他並不靠音量來證明自己的立場。
後來聯繫多了，我才慢慢意識到，電話裡的這個年輕人，正是網絡上那個「縱橫馳騁」的巫英蛟，那個和劉虎並肩寫作、共同承擔風險的人。
他不是站在劉虎身後的影子，他是另一把刀，只是藏得更深。
我們的最後一次通話是在2024年6月份。那時，我們遭人算計、剛剛失業，舉家從濟南回到西安，為了生計再一次回到曾經工作過的重慶。路上，我給他打了電話，告訴他我們到了重慶，想著如果時間合適的話，看能不能見上一面。
他告訴我，那段時間劉虎先生去了英國，而他自己也剛好不在重慶。語氣裡沒有任何敷衍，反倒有些歉意。他說，如果有什麼需要的話，不用客氣，他可以幫忙安排。
我們表達了遺憾，也婉轉地道了謝。
他沉默了一下，說，他已經知道了我們的遭遇，問我們接下來有什麼打算。如果需要的話，他和劉虎願意幫我們呼籲關注。
那一刻，我是真的愣住了。
不是因為感動，而是因為分寸。一個剛剛認識不久、甚至沒有真正見過面的人，卻把「是否需要他們出面」這樣的話，說得如此自然、克制，又鄭重。
我回了一句玩笑話：「殺雞焉用牛刀。」對付趙曉輝之流，我這點三腳貓的功夫足夠了。
這當然不只是玩笑。我心裡很清楚，劉虎和巫英蛟這樣的「利器」，不到萬不得已，我是不會輕易動用的。不是因為距離，而是因為敬畏，敬畏他們已經站在了風口浪尖，敬畏他們承擔的風險本就足夠沉重。
但我也同樣清楚，那一刻，他們是真的願意站出來。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時期的巫英蛟，剛剛成為父親，這是一個很容易被輕描淡寫的信息，卻讓我在此反覆停頓。
在這個年紀，在這樣一個環境裡，成為父親，意味著什麼，其實不需要多說。意味著你開始真正意識到失去的代價，開始被牽住，開始有了「退一步也無可厚非」的理由。
而他沒有退。
他依然選擇和劉虎一起寫作，一起承擔，一起被點名，一起被帶走。
他沒有把「年輕」、「有家庭」、「有孩子」當成理由，也沒有把這些當成談判籌碼。
他只是站在那裡。
如今的光景，再回頭看那通電話，我突然意識到，它之所以讓我印象如此深刻，並不是因為電話內容本身，而是因為那種罕見的平衡感，那種溫和與堅定並存，理性與熱血同在的激越感。
這是我們在一個九零後年輕人身上看到的很少被書寫、卻真實存在的擔當。
而現在，他們身陷囹圄。
一個已經被反覆證明「並不孤獨」的劉虎，一個剛剛成為父親、卻被推到聚光燈下的巫英蛟，他們的遭遇，讓人唏噓，也讓人憤怒。
唏噓的是，在這樣一個時代，依然有人願意付出如此明確、如此具體的代價；憤怒的是，這樣的代價，竟然被視作「必要」。
寫下這些文字，並不是為了拔高誰，也不是為了製造悲情。我只是想說：在這個人人都學會自保、學會退讓的年代，還有這樣的年輕人，站在電話那頭，用溫和的聲音，說出最重的話。
這本身，就足以讓人驕傲。
如果有一天，這通電話再次響起，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承載解釋、辯護或求助，只是一次普通的寒暄。
但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請允許我把這個名字寫下來巫英蛟，那個電話裡的巫英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