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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1日—1月31日，我們測試發現有55篇牆內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話題有：河北煤改氣、出生人口/生育率、牢A/斬殺線/厭女、山西女碩士被「收留」事件、委內瑞拉局勢等，已加入中國數字時代【404文庫】。目前項目總收錄文章239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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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末，山西和順縣公安局發布一則「女子卜某（花花）走失十三年被收留」的警情通報。
這起事件最初被當地當作正能量事跡進行宣傳。但網民發現，當地通報刻意隱瞞迴避卜某此前有碩士文憑、患有精神疾病，以及被「收留」後有過生育等等現實。
該事件在網絡上發酵後，和順縣再發布通報，稱「收留」卜某（花花）的張某軍涉嫌強姦罪，已對其採取刑事措施。彼時，該案引起人們對豐縣鐵鏈女案的回想，很多討論均遭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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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過去，2025年底，該案迎來結局，和順縣檢察院對此前涉嫌強姦罪被逮捕的張某軍作出不起訴決定書，並對另兩位多次性侵卜某（花花）的村民以強姦罪提起公訴。
在本期的【404文庫】欄目中，我們將選讀過去一周中引起輿論關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水瓶紀元｜女碩士疑似被拐賣案：強姦不被起訴背後的沉重現實
1月31日，水瓶紀元在其微信公眾號發布長篇調查報導《女碩士疑似被拐賣案：強姦不被起訴背後的沉重現實》，該報導很快遭到刪除，部分內容寫道：
律師顏森林指出，和順事件的困境恰恰暴露了社會保障與救助體系的無力與缺位。「在殘障保障、精神衛生支持嚴重不足的現實下，刑法被動地成為一種激勵工具。通過降低定罪風險，鼓勵私人個體接管本應由公共體系承擔的照護責任。但問題在於，這種激勵的代價，是弱勢女性的性自主權被系統性侵害。」
山西和順縣公安局的一則「女子卜某走失十三年被收留」警情通報，因刻意迴避此前媒體已披露的精障碩士身份和生育事實，引爆了2024年底的輿論場。經過近三年前「豐縣鐵LIAN女事件」的洗禮，人們不再輕易接受將流浪精障女性帶回家同居生子的「愛心」敘事，而是不斷追問拐賣和強姦的犯罪鏈條。
然而，一年過去，和順縣檢察院的一紙強姦罪不起訴決定書，再次給了關注者們沉重一擊。刑法對精障女性的特殊保護被推翻，讓位於對「收留者」張某軍行為動機的審查，檢方認為其以「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不具有非法性，使他成功脫罪。照顧妻子的老實人，還是惡劣的犯罪同夥？男女雙方家屬對其評價截然不同。爭議之外，被忽視和否定的是「被害人」卜花花的個人意志，和參與刑事訴訟程序的權利。
一些網友更遲來地發現，事發村莊正是晉中市檢察院的扶貧攻堅對口幫扶村，而花花家的情況早已受到市檢察院扶貧工作組關注，質疑其作為和順縣檢察院的上級機關能否做到公正的司法監督。水瓶紀元此前從知情人士處獲悉，此案得到公安部督辦，但並未追究官員行政責任。
而在更廣大的土地上，還有多少被拐賣或「收留」的精障女性，仍在與她名義上的「丈夫」「長期穩定共同生活」？當「與精障女子發生性關係一律判強姦」的家長主義法條儼然失效，留下司法規範的空白和實踐的混亂，誰還會去主動發現、上報和救助她們？
這些「天問」，依舊困擾著持續關心該議題的公益行動者們。她們只能學著接受，從政府維穩壓力到底層社會觀念，攔在她們面前的重重溝壑，不會憑空消失，除了依賴極其偶然的個案曝光，幾乎難以跨越，因此也更需要系統性的制度建設和解困方案。
二、顏森林｜「本質區別」的代價：和順案如何動搖強姦罪的底線
微信公眾號「吾我五木」轉載了一篇顏森林律師對該事件的法律評論文章，但原文和轉載文都遭到刪除。
文中部分內容寫道：
此處有必要先說明一個刑法上的基本共識。
在我國刑法語境中：與無性自我防衛能力的精神病人發生性關係，無論是否存在暴力、脅迫、是否「看起來是自願的」，原則上均構成強姦罪。這一點，在司法實踐和理論層面，基本不存在實質性爭議。
原因也不複雜。性同意能力是強姦罪的核心要素之一，強姦罪所保護的，並不是「形式上的反抗」，而是「實質上的性自主」。無性自我防衛能力，意味著無法形成有效同意，即便當事人表面配合、沒有反抗，也不能視為真實意思表示。
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也並不影響強姦罪的成立，刑法評價的是行為本身是否侵害了法益，而不是行為人是否「自認為是好心」。
換句話說，「你照顧她」、「你和她生活多年」、「你們有孩子」、「你不是為了發洩性慾」，這些說辭，都不是強姦罪是否成立的判斷標準。在既往類似的司法判例中、只要被害人被鑑定為無性自我防衛能力，行為人幾乎無一例外均被認定構成強姦。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和順檢方對張某軍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才顯得格外刺眼。
[…]在和順女碩士案中，真正令人不安的，並不是檢察機關作出了不起訴決定，而是不起訴決定背後所蘊含的價值判斷。在這份決定書中，檢察機關事實上完成了一次關鍵性的轉換：從「被害人是否具有性同意能力」，轉向了「雙方是否形成了類似家庭的穩定關係」。而正是在這一轉換中，刑法對弱勢者的保護邏輯發生了結構性的偏移。
對於強姦罪的構成要件而言，原則上的判斷標準是：首先，被害人是否具備形成有效性同意的能力；其次，看行為是否違背其真實意願；然後，再考慮行為方式、次數、情節與危害後果等等量刑情節。
其中，性同意能力是前置性、門檻性的判斷。一旦被害人被確認無性自我防衛能力，後續關於「關係」、「照顧」、「長期生活」的討論，在刑法評價中原則上都不應改變定性結論。
但在本案中，檢察機關採取的，卻是一條完全不同的論證路徑：先承認卜某某系精神分裂症患者、無性自我防衛能力；隨後卻通過「同居生活」、「穩定關係」、「照顧義務」等因素，對行為性質進行重新界定，最終得出「與強姦犯罪行為存在本質區別」的結論。
這意味著，性同意能力不再具有決定性地位，而是被某種關係屬性所覆蓋。照這種邏輯，對精神殘障女性而言，是否構成強姦，不再取決於她是否有能力同意，而取決於對方是否成功將性關係包裝進了一種看起來正常、穩定、被社會接受的生活關係之中。
這是對強姦罪法益保護邏輯的根本動搖，也在法治精神上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難道一個男性的「收留」與「照顧」，就足以將其與一名喪失意志能力的女性發生性關係的行為正當化嗎？
三、唐一水｜山西女碩士案，令我嘔吐的人間
微信公眾號「唐一水」同樣發布評論文章，但該文也遭到刪除。
被刪文中寫道：
山西某地，一名女性，碩士學歷，十餘年前在精神狀態異常時失蹤。多年後被發現，她被一位農村男子長期「收留」，生兒育女。
她的身份被確認，她的過去被找回，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對張某軍不予起訴。
理由是——「主觀上是為了和卜某組建家庭共同生活」「雙方處於穩定的同居生活狀態」「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而張某軍的兩名同村村民張某國、張某林，因多次強姦卜某，已被檢方提起公訴。
同一個受害者。同樣被鑑定為」精神分裂症且無性自我防衛能力」。同樣的性行為，為什麼他們構成強姦，張某軍不構成？區別似乎只有一個：他們沒有和她」長期穩定同居」，沒有讓她生下孩子。
這是否意味著，罪與非罪的邊界，不在於行為本身，而在於你把這個行為維持了多久，從中生產出了多少」後果」？
一個被鑑定為」無性自我防衛能力」的人，既然無法完成強姦事件中的性同意，那麼又是如何完成「收留」事件中的「穩定同居同意」的？
我想不通。
村民對卜某的強姦，張某軍親眼撞見過，他的兒子也撞見過。甚至在他喝醉時，罪行就發生在他身邊。
他報警了嗎？
沒有。
他做了什麼？作為與受害人「穩定同居」的「事實丈夫」，他做了什麼？
「斥責」。
而最終對張某軍的評價卻是：「照顧卜某日常起居」「熟悉了解卜某的生活習慣及喜惡」「未發現張某軍對卜某有虐待行為」。
我想不通，他的「斥責」和對他的「好評」，是如何共存的。
時間究竟是什麼時候，變成免責溶解劑的？
十三年，生了孩子，一個「既成事實」，於是一個詭異的邏輯浮現，時間，不是侵害的累積，而是責任的消解。
如果一個行為在第一年可以被定性為犯罪，在第十三年卻因為「穩定存在」而變得「情節顯著輕微」，那是不是意味著——只要控制持續得足夠久，它就會被制度逐漸吸收，變成」生活本身」？
這是否是在鼓勵一種實踐路徑：先控制，再生育，再拖延，最後用時間換取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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