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到oppo的文案，就感覺要出事。只要輿情起來，絕不是企業道歉便能了事的。
不知道oppo的文宣在發稿之前，有沒有讓法務審一下。我以前寫過好幾篇企業輿情或企業涉案的小文。現在很常見的一個尷尬就是，業務人員總覺得法務都是事逼兒，總是這風險那風險的，都按照法務的意思來，就別幹活了。
所以，除了剛入行時，還簡單接觸過一點點常法業務，最近這些年，我跟常法基本絕緣了。我這人，原本就情商不高。很多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說吧，別人覺得你是攪屎棍。不說吧，真出了事，別人又說你法務吃乾飯的，為什麼沒看出問題？為什麼不阻攔？搞不好，一旦企業涉案，辦案人員也會認為，你法務為什麼不制止？你不制止，就是共犯。我經手的很多律師被抓，都是這麼個入罪邏輯。
當然，oppo有沒有讓法務看文案，我不知道，這裡只是“睹物思情”，一下想起來當年做常法的憋屈。
oppo這事，讓我完全沒想到的，是武大的《宣告》。
對於一個畢業多年的學生，武大先說該生在校期間表現優異。
我沒想明白武大為什麼要專門介紹該生的校園表現。難道，潛臺詞是社會太壞，把原本好好的學生給染髒了？
那武大畢業的，還有王某，原黑龍江常務副省長，2023年12月被查，2024年6月被雙開。郝某，原監委一級巡視員，2023年6月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陽某，原株洲市長，2023年因受賄等罪名被判刑。陳某，武大原常務副校長，武大窩案的主角之一，也是武大畢業的。
為什麼武大在這些畢業生出事的時候，沒出來介紹一下他們的在校表現呢？是他們在校期間就顯露出來某種跡象，所以後來出了事，並不意外嗎？
《宣告》說餘某的行為不符合武大的教育理念，望餘某以自誠勇氣，善對社會批評。
我不反對武大對學生的這份期待。哪怕畢業了，結束的只是課程學業，存續的是育人勸善的期待。
但這裡還是有剛才提到的那個問題——武大為啥沒對落馬官員也發出倡議，願爾自誠有悔、積極退贓，盡最大努力降低對人民對國家所造成的損害。
而且，武大這次為餘某發了《宣告》，那麼，今後，武大的其他畢業生也出點事，武大發不發《宣告》？
更進一步說，武大此例一開，國內的其他院校跟不跟？
武大扇一扇“立德樹人”的翅膀，其他院校都被栓了根繩。不排除，今後哪個大學的畢業生出了事，大學又沒及時發《宣告》，就有人拿著小繩來輕輕柔柔地打在高校的身上——網友喊你發《宣告》。
作為一個律師，我服務的客戶包括高校和高校師生（正好這裡也說一句，好幾次，我談點民商或行政案件，就有人留言，你又不專業，還是談你的刑事吧。我不是隻做刑事。而且，我的民商或行政客戶，級別還挺高的）。就我而言，最關心的，是這個《宣告》到底屬於何種法律屬性？
因為，武大這麼一搞，不排除將來有一天，我的客戶來找我：“金律，多年前畢業的一個學生落馬了，我們要不要發《宣告》？”
我怎麼回答。
假設，將這個事情認定為高校自治行為。或者，此次《宣告》只是武大文學院的某個領導，基於個人好惡，非常不喜歡oppo的文案，所以隨手寫個東西就發在單位官網上？即，這是私人行為。
那麼我作為律師，可以向客戶說：“想發就發，不發也沒事。”即便有網友拿著繩子來責難，高校也可以回覆——針對已畢業人員的行為，高校沒有發《宣告》的法定義務。
而與之相對，假設，該宣告是武大文學院經過集體討論，表達校方的官方意思。
那麼法律方面，需要明確這種官方意思，是屬於學籍管理？還是屬於獎懲制度？或者其他什麼法律授權的行為？
只有明確了行為性質，才能進一步去想，高校應該做什麼，或不應該做什麼。武大這個《宣告》，算是給我們律師圈提出了一個新課題。
我只是律師，無意站在立法論的角度去討論應然的事情。律師是適用法律的，我只關心，武大這個行為，有沒有清晰的法律依據或制度依據？以便於今後再出現類似問題，大家有跡可循有了清晰的法律和規則，既有利於高校的解脫，也有利於引導公眾，別什麼事都往高校身上扯。
當然，站在吃瓜的角度，如果這個行為真的形成制度化，每一個官員一落馬，官員母校就必須履行法律義務，站出來介紹一下該官員的在校表現，再痛心疾首地呼喚官員認罪退贓，那也挺好玩的。